1949到2019，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然而，对有幸生活在这70年的中国人来说，则是前所未有地经历了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经历了从贫穷落后到解决温饱到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变革，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到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变革，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变革。

　　在这70年的伟大变革中，作为历史悠久、文化昌荣、人杰地灵、富饶之地的浙江，以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弄潮儿精神，抓住了历史性的机遇，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在建基立业起步、改革开放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生产生活生态等多个历史节点和多个领域，闯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发展路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一、国民经济由艰难恢复到跨越式发展，经济总量由全国第14位发展到第4位，人均GDP由全国第16位发展到第5位，实现由资源小省、经济小省到经济大省和建设经济强省的历史变革。

　　浙江全境解放比较晚。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但直到1955年2月台州大陈岛和温州南麂岛解放，浙江才实现全境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摆在浙江面前的历史使命和主要任务是接管城市、政权建设、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征粮救灾、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恢复国民经济、开展社会民主改革等。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浙江是在一片烂摊子基础上开展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是在“一低三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起点之低、发展之艰难、工作之艰巨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

　　1、起点低，主要经济指标远低于历史最高水平。1949年浙江解放时, 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国民收入仅13.55亿元（后来修订为15亿元），人均只有66元；国民经济各部门固定资产仅3亿元，其中工业1.03亿元；工业总产值4.05亿元，工业生产力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农业总产值13.92亿元，粮食总产量4300万公斤，棉花680万公斤，络麻960万公斤，蚕茧1050万公斤,分别只及解放前历史最高年产量的61.4%，13.63%，28.99%和15.4%；铁路通车里程不到500公里，公路通车也仅2197公里；发电量只有0.59亿千瓦小时；全省城乡人民平均消费只有62元，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50元，加上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极端贫困。[1]就是在这样一片废墟的基础上，中共浙江省委带领全省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主要包括：没收官僚资本和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开展稳定市场和平抑物价的斗争；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和调整工商业；开展城乡物资的交流等。经过三年努力，浙江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到1952年，社会总产值达到35.57亿元（后来修订为24.53亿元），比1949年增长167.4%。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0.01亿元，比1949年增长162.7%。其中，工业总产值已超过战前水平，达到8.24亿元，比1949年增长186.9%。其中：电力较1949年增长232.65%；棉纱为212.34%；厂丝为383.82%；棉布为154.07%。[2]各行业的单位产量与质量品位,也有显著提高。在工业建设上，还进行了为数巨大的基本建设投资，在重点地区、重点部门中建设了新的工厂，如浙江麻纺织厂等。由此，初步建立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2、缺资源，缺少丰富的陆域自然资源。浙江虽然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但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和科技生产能力，无法进行有效开发利用，反而成为浙江发展的制约因素。而能够直接支撑浙江经济发展陆域自然资源，又极为匮乏。（1）缺少土地资源，浙江10.18万平方公里（后来调整为10.55）的陆域面积，呈“七山一水两分田”特点，人均耕地1996年第一次调查结果为0.72亩；2009年第二次调查结果为0.56亩，约相当于全国人均耕地的三分之一，建设用地极为紧张。（2）缺少水资源，全省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937亿立方米，按单位面积计算居全国第4位，但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2004立方米，低于全国人均水平。（3）缺铁少煤无油，浙江虽然多山，但矿产资源以非金属矿产为主，经济开采价值高的金属矿产资源十分稀缺，重要的是没有石油资源，没有天然气资源，也没有多少煤炭资源，95%以上的能源资源依靠外部调入。（4）森林资源质量不高，浙江森林覆盖率虽然不断提高，目前已达到61.17%，但森林生态功能总体评价属中等偏下。总体上说，以全国平均指数为100计，浙江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仅为11.5，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仅略高于上海及天津，居全国倒数第3位，是典型的资源小省。

　　3、缺投资，缺少国家建设资金投入。由于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属于海防前线，没有战略纵深，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没有把建设重点包括重工业、大项目等布局在浙江。“一五”时期国家兴建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浙江一个没有。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间，国家对浙江的投资总计77亿元，人均410元，只占全国的1.5%，还不到当时全国各省区平均水平的一半。后来国家对浙江的投资也不多。直到进入21世纪的2002年前后，浙江遇到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三缺”，即正在生产的缺电，正在建设的缺钱，正在招商的缺地。

　　4、缺政策，缺少区域指向性的扶持政策。地区发展通常离不开国家支持，但浙江一直缺少区域指向性的优惠政策。如：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决定创办4个经济特区，广东3有个，即深圳、珠海、汕头，福建有1个，即厦门，浙江没有。上世纪90年代初，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这与浙江擦肩而过。后来，中央又先后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浙江都不沾边。可以说，浙江没有吃到国家政策偏饭，属于“不等、不靠、不要”，依靠内生力量发展起来的典型。

　　就是在上述不利条件下，浙江进行了一场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历史长跑，国民经济由艰难恢复到波浪式高速增长，实现了追赶型、跨越式的发展。从历年生产总值指数看（以上年为100）,1953年到2018年的65年间，浙江保持快速增长的有56年，其中有38年保持在2位数以上的增长；负增长的仅有7年，其中改革开放以来只有1年；增长最高的年份是1993年的122.0，最低年份是1961年的78.4。从地区生产总值看，1952年为24.53亿元，经过25年的发展，到1977年达到100亿元；又经过14年的发展，到1991年突破1000亿元，达到1089.33亿元；后来又在高基数上加快，从1000亿到2004年突破10000亿元进而达到11648.7亿元，只用了13年；到2018年已达到56197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2290多倍。

　　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看，1952年浙江为112元，到2018年为98643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4907美元），增长了880多倍，进入世界高收入经济体水平。从全国地区排位看，1952年到1978年，浙江经济总量长期徘徊在全国第11到14位之间，其中1960年和1975年都位居全国第14位，人均GDP排名在全国居第16位，到2018年浙江GDP上升到全国第4位（始于1994年），仅次于广东、江苏、山东，人均GDP上升到全国第5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江苏。

　　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看，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116和47元，增至2018年的55574和2730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8年居全国第3位、省区第1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第2位，连续34年居省区第1位。总之70年来，浙江实现了由资源小省、经济小省到经济大省和建设经济强省的历史跨越。[3]

　　二、社会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的一二三，发展到工业为主的二三一，再发展到服务业为主的三二一，实现由农业小省到工业强省再到服务业大省的历史变革。

　　社会经济结构是一个由许多系统构成的多层次，多因素的复合体。社会经济结构状况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因素很多，主要有资源禀赋、生产力水平、科技进步、社会对最终产品的需求等。在社会经济结构系统中，农业、工业、服务业是最为基础的结构系统，可作为划分三大社会形态的依据，即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社会，以工业为主的工业社会，以服务业为主的信息社会。这三大社会经济结构的演进，历经几千年的积蓄、近代几百年的累进，到现代出现叠加和加速的进程。浙江这70年的发展，正处于社会经济结构快速演进的时期。

　　1、由农业为主的一二三结构，发展到工业为主的二三一结构，实现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变革。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是一个农业省，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十分落后。1952年，全省地区总产值24.53亿元，其中一产16.28亿元，二产2.78亿元，三产5.47亿元，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为66.37:11.33:22.23，农业比重大大超过工业和服务业的总和，而且农产品产量低、品种少，人民的温饱问题尚不能完全解决，属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

　　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浙江在很长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上，探索多种方式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提高农业生产力。主要包括：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动组建初级社并向高级社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发展；实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和“以粮为纲”的方针；开展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干部下乡、组织各方面力量支援农业发展；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开展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学大寨”等。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浙江仍把很大精力放在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上，强调省长要抓好“米袋子”，市长要抓好“菜篮子”。在这一过程中，虽说走了一些弯路，但总体上为农业的巩固和发展，保证全省人民基本生活需要，进而开启工业化进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浙江在高度重视和发展农业的同时，开展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调整工业和城市政策，发展起一批工矿企业、轻纺产业和在丽水等山区腹地开展“小三线”建设等。特别是经过1953年到1980年间5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浙江以工业为主导的二产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逐渐显露出来。其重要时间节点有1960年，当年地区生产总值三大产业的构成是33.74:38.35:27.91，历史上二产第一次超过一产，形成二一三的结构。但这时还不稳固，也没有形成常态，第2年即1961年又回到一二三的产业结构，并一直延续到1976年。1977年到1978年，浙江二产又超过一产，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39.18:41.52:19.30和38.06:43.26:18.68，呈二一三结构。可也好景不长，到1979年又回到一二三的产业结构。直到1980年，浙江三次产业重新调整为35.91:46.73:17.36，形成二一三的产业结构。尔后，一产比重逐年快速下降，1985年降到30%以下，为28.9:46.3:24.8；1992年降到20%以下，为19.1:47.5:33.4；2001年降到10%以下，为9.6:51.8:38.6；2010年降到5%以下，为4.9:51.1:44.0；2018年进一步降到3.5:41.8:49.8。[4]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到1980年的31年间，浙江基本属于农业为主的农业社会，改革开放后才进入快速工业化进程，逐渐进入以工业为主的工业社会。

　　2、由工业为主的二一三和二三一，发展到服务业为主的三二一，实现由工业社会到服务业为主的信息社会的变革。新中国成立后到1980年，经过30多年的发展，浙江进入了以二产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全面演进时期。1983年11月，浙江省委贯彻落实党的12大精神，明确提出了全省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从现在到1990年,主要是理顺关系，提高效益,积蓄力量，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比1980年翻一番，努力做到经济、科技、社会协调发展，并为九十年代的经济振兴打好基础”。为此，决定在七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继续加强农业，加快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二是搞好工业的技术改造和调整改组，发展有浙江特色的工业经济；三是集中力量，保证以能源交通为中心的重点建设；四是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高度重视智力开发；五是积极开拓市场，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六是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继续改善人民生活；七是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有步骤地搞好经济体制改革。[5]这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符合浙江省情并影响深远的“发展有浙江特色的工业经济”的要求和部署，有力推动了浙江经济、科技、社会的协调发展。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浙江与全国一样，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转入了以城市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发展轨道，转入了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大建设的轨道，转入了科技教育等社会事业大发展的轨道，转入了房地产持续高涨的轨道，由此推动了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以1980年浙江三次产业比重35.91:46.73:17.36的二一三构成为基期，经过7年发展，到1987年三次产业比重为26.26:46.37:27.36，历史上第三产业第一次超过第一产业，形成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三产超过一产很稳定，没有出现反复，而且呈快速提升势头。到2014年，三产又超过了二产，比重为4.42:47.73:47.84，历史上第一次呈现三二一的结构特点，预示着浙江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信息社会。

　　3、三次社会经济结构演进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累积叠加的，目前正进入服务业加速发展和提升的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演进，如同高楼大厦，无论大厦多高，地基始终是最重要的，而且每一层都是上一层的基础，大厦越高越需要强基固本。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经济结构先是二产比重超过一产，后来三产又超过一产，继而超过二产，都是建筑在原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都是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的结果。2018年，浙江以农业为主的一产占比降至3.5%，但比1952年占比的66.37%，有着更高的生产能力，更能满足全省人民和广阔市场对农林牧副渔产品的需求。目前，拉动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是服务业，服务业的比重由1952年最低的5.47%，发展到2014年首超二产的47.84%，年均提高0.68个百分点。而从2014年的47.84%发展到2018年的54.7%，年均加速提高到1.38个百分点，成为支撑浙江经济发展的最大驱动力，这也是建筑在二产长期发展的基础上的。总体上说，社会经济结构的演进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累积叠加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撑，三者内在联系，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三、工业化进程历经艰难起步，快速成长，全面提升，走块状特色产业集聚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实现由工业小省到工业大省和建设工业强省的历史变革。

　　工业化指工业在一国或地区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并改造装备其他产业的过程，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演变的过程，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之所以实现追赶型、跨越式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走出一条符合浙江省情、有浙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1、开启工业化艰难起步（1952年到1978年）。判断浙江工业化艰难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初而不是70年代末，主要有两个依据：（1）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后来把交通运输业改为科学技术），把工业作为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接着，国家“一五”计划(1953-1957)明确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和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2）浙江按照国家部署，贯彻党在过渡时期“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通过采取没收官僚资本，改造为国营企业；创办浙江麻纺织厂等新的国营企业；对资本主义民族工业实现公私合营、和平改造的赎买政策；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措施，拉开了浙江工业化的序幕。

　　经过“一五”计划的实施，到1957年，浙江工业增加值为6.5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1.2倍，年均增长17.1%。工业占GDP的比重由1952年的9.3%提高到17.4%。轻重工业之比为81.9：18.1，重工业所占比重比1952年提高7.4个百分点。接着，在60年代和70年代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传统轻纺工业，创立现代机电工业、石化工业、冶金工业和能源工业，建起一大批骨干企业，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1949到1978年，浙江省工业总产值增长25.2倍，年均增长11.9%；浙江生产总值中，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从1952年的9.3%上升到1978年的38%，展现了浙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工业增长业绩，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历来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6]

　　2、实现工业化快速成长（1978年到2002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形成了自内在活力释放与外在环境催化的叠加动能，极大推动了浙江工业化的快速成长。这一时期，浙江工业领域按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和市场需求导向，立足建国以来积累的工业基础，依托沿海区位条件，利用较为活跃的市场因素，顺应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迫切需要，形成“轻、小、集、加、贸”的特点，闯出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的农村工业化道路。（1）工业化的发生地主要在农村、在乡镇、在县域，形成一大批“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一县多业”的专业村、专业镇和专业县。（2）工业化的主体主要是农民，产生了一大批诸如鲁冠球、李书福、南存辉、徐冠巨、徐文荣等农民企业家，企业的员工也主要是农民。（3）工业化的产业优势是块状特色产业，如服装之乡、领带之乡、皮鞋之乡、低压电器之乡、羊毛衫之乡等，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4）工业化的市场优势是自发形成的专业市场，如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轻纺城市场、永康小五金市场、桐乡羊毛衫市场等。（5）工业化的依托是小城镇和中小城市，如诸暨大塘镇、桐乡濮院镇、绍兴柯桥镇等。（6）工业化的技术支撑是简单模仿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高薪吸引省内外人才尤其是国有企业人才和下岗职工。（7）工业化的所有制主体是社队企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所有制经济结构。（8）工业化的开放格局是以全国和全球为大市场，“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弘扬“四千精神”，创业创新闯天下。

　　基于以上特点，浙江的工业化极富生机和活力，接连出现三次发展高峰。第一个高峰是1979到1982年，浙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6.6%，比全国平均高出9.5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居全国首位，其中1980年增长率更是高达33.3%。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份额，由1978年的2.9%上升至1982年的4.0%，在全国各省市区的位次由第15位升至第11位，平均每年前移1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稳步提高，从1979年的35.3%提高到1982年的37.4%，并在1980年超过了农业。第二个高峰是1983年到1988年，浙江省工业年均增长率达20.8%，比同期全国增长率高出7.4个百分点，浙江工业总量在全国的位次跃升至第7位。从1983年起，农业占GDP的比重降至1/3以下，工业比重持续稳定在40%以上，工业已成为浙江经济的主体，标志着浙江由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第三个高峰是1992到1995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浙江工业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1992年浙江工业增加值增长26.6%，1993年增长35.3%，1995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达到46.3%，工业总量在全国的位次上升到第4位。到2002年，浙江工业增加值达到3640.84亿元，比1978年的46.97亿元增长了77.5倍，形成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浙江产品和浙江企业。

　　3、促进工业化全面提升（2002年到2018年）。进入21世纪初，浙江工业化面临三大环境变化：一是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了按国际规则办事和放开外贸进出口经营权的新阶段。二是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要求。三是浙江长期“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累积的问题不断爆发，加上工业结构“小、低、散、弱”的先天不足，警示浙江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有鉴于此，新一届浙江省委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2003年7月做出“八八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其中第三条明确指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进‘数字浙江’建设，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沿海临港重化工业，努力培育发展装备制造业，全面提升浙江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7]由此开启了浙江工业化全面提升的新时期。

　　浙江工业化的全面提升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2002年到2007年，走上新型工业化轨道。浙江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部署，以建设创新型省份和工业强省为目标，以规划建设杭州湾、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温台沿海等三大产业带为空间载体，以实施质量强省和标准化、品牌、知识产权等为战略举措，推动工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鼓励企业“亩产论英雄”，走资源集约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2003-2007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4%，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9.5%，继续成为浙江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2007年到2012年，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为积极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浙江实施“标本兼治、保稳促调”的系列举措，积极争取国家赋予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和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四大国家战略举措，在工业发展内外压力加大的条件下，直到2011年仍保持年均10%以上的2位数增长。（3）2012年到2018年，新型工业化初露端倪。为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浙江持续开展五水共治、四化三名、四边三化、三改一拆、一打三整治、创新驱动、浙商回归、市场主体升级、小微企业成长、八大万亿产业培育、特色小镇建设、数字经济等为主要内容的转型升级“组合拳”，使浙江工业的质量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浙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017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文《浙江实体经济正质变》。文章称，通过转型升级“组合拳”，浙江实体经济正实现“凤凰涅槃”：由“低小散”变为“高精尖”，以高质量的GDP取代高增速的GDP。2018年，浙江数字经济总量达2.3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9.26%，占GDP的比重达41.5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74个百分点，总量和增速均居全国第4，成为拉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四、城市化进程由接管城市和缓慢发展，到率先推进城市化，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实现城市化率由低于全国3.4个百分点到高出全国10几个百分点的历史变革。

　　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而出现的农村人口、产业布局和高端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的过程，是化农民为市民的过程，也是让生活更美好的过程。工业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两个轮子，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和产业支撑，城市化是工业化的“提升器”和创新基础。城市化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和国际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从接管城市和恢复城市元气，到城市化缓慢发展，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城市化探索，率先实施城市化战略和率先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经历了一场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用70年时间走完了先行城市化国家上百年的历程，促进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创造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浙江样本。

　　1、从接管城市到城市化缓慢发展（1949年到1978年）。浙江有着悠久的城市发展史，但由于连年战乱，到新中国成立时，经济濒临崩溃，城市几近颓废。1949年全省城市化率只有11.8%，略高于全国10.64%的水平，比南宋时期的22.4%降低了1倍以上。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浙江省委从接管城市，学习管理城市，到组织恢复城市正常运转，推动城乡互动发展，开启缓慢的城市化进程。

　　这一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一波三折：（1）城市化恢复性提高（1949年到1957年）。经过国民经济三年恢复、对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等，城镇恢复建设，人们安居乐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全省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4 万人，城镇化水平由1949 年的11.8%上升到1957 年的14.3%，年均上升0.31个百分点。（2）城市化波动起伏(1958年到1965年)。随着“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等造成的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城镇人口也出现大进大出的情况，先是城镇建设加快，农村人口大量进城，1958到1960年期间，全省城镇人口净增229.5万人，城市化水平由1957年的14.3%骤升到 1960年的22.4%；后又急剧下降，1961到1965年期间，由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停建、缓建了一大批建设项目，同时精简城市人口，充实农业第一线，导致城市人口连续5年出现负增长，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22.4%下降为1965年14.3%，回到1957年的水平。（3）城市化基本停滞（1966年到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镇人口迁出大于迁入，城镇化水平在12年中大致徘徊于14%左右，最低年份1970年只有12.96%，倒退到1953年的水平。[8]总体上看，浙江城市化经历了20 世纪50 年代的较快发展、60 年代和70 年代的徘徊不前，城市化水平由1949 年的11.8%发展到1978 年的14.5%，年均仅提高0.09 个百分点。

　　2、从农民造城到农村城市化浪潮（1978年到1998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伴随“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浪潮，形成“办一个市场，带一批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百姓，兴一座城镇”的发展模式，催生了“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过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农村城市化浪潮。最为典型的是温州苍南龙港镇农民城的崛起。1983年的龙港镇，由5个“灯不明、水不清、路不平”的小渔村拼凑而成，面积只有7.2平方公里，人口8000余人。1984年6月，镇政府提出“凡在龙港镇购地建房、经商办企业的农民都可自理口粮迁户口进龙港镇”，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创举，开创农民自己建城的先河。到2018年，龙港镇面积达到183.99平方公里，人口增至37.87万人，列全国千强镇第17名，成为“镇改市”的试点。在农民造城的同时，大量农民涌入城镇打工创业，促进了建制镇的大发展，全省建制镇由1978年的167个迅猛发展到1998年的1006个，增加了839个，增长了6倍多；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4.5%上升为1998年的36.7%，提高了22.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11个百分点，推动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

　　3、顺势应时，率先推进城市化进程(1998到2006年)。浙江经过改革开放20年农村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进入了“城市化率30%到70%期间的加速期”；一方面又面临破解粗放型城市化带来的 “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问题、“三农”发展滞后问题、加快社会事业等第三产业发展问题等，亟待自觉而有序地推进城市化。在此背景下，1998年12月，省第十次党代会作出“不失时机地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战略决策。明确指出，要顺势应时，把城市化作为我省经济社会新一轮发展的重要载体，走出一条有浙江特色的城市化路子。接着，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制定《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关于加快推进城市化若干政策的通知》等重要文件，提出逐步形成“35221”的城镇体系，即形成杭、甬、温3个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城市，5个左右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20个以上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20个左右10-20万人口的小城市；100个左右以县城为重点的中心镇，引领浙江城市化走上有战略、有目标、有规划、有政策的有序发展轨道。到2006年，浙江城市化水平达到56.5%，比1998年的36.7%提高了19.8个百分点，比全国同期高出12.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5个百分点，推动浙江城市化进入了高峰期。

　　4、完善提升城市功能，率先走新型城市化道路(2006年到2018年)。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存在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大、城市功能不强、城镇体系不完善、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等问题，2006年8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城市工作会议，制定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工作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意见》，提出“坚定不移地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提出，标志浙江城市化进入了质的提高和功能完善的新阶段。接着，2012年5月，浙江召开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会议，会后出台《浙江省深入推进新型城化纲要》；2014年4月，浙江再次召开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会议，会后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的实施意见》；2017年6月，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提升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能级，积极开展中心镇培育工程和小城市培育试点，大力培育建设特色小镇等，进一步把新型城市化推向深入。到2018年，浙江城市化率提升至68.9%，比全国高9.3个百分点，四大都市区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建制镇从1998年的1006个撤并减少到2018年的639个，但功能得到提高，一大批中小城市和特色小镇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五、经济制度由没收官僚资本，改造工商业，建立国营经济，到发展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实现由单一公有制经济到以公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变革。

　　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一定社会的经济制度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决定着这一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人们的社会意识等上层建筑。历史上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出现和发展，归根到底，都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制度随着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经历了从公有制经济的建立、追求“一大二公”、到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演进。在这一过程中，浙江从没收官僚资本，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等，建立发展国营经济，后经发展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实现由单一公有制到以公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变革

　　1、没收官僚资本，改造工商业，发展国营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1949年浙江解放之初，人民政府迅速没收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银行、金库、铁路、公路、航运等官僚资本，建立起国营经济。当年全省工商业总产值中，国营经济占8.4%，公私合营经济占1.4%，私营经济占90.2%。这时，国营经济还没有力量来领导社会经济的发展。[9]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到1953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中，国营经济已占30%，合作社经济占4.1%，公私合营经济占9.2%,私营经济占56.7%。在商业方面,全省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营经济占11.8%,合作社经济占33.3%,私营经济占54.84%。[10]这时，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全省国民经济中仍占重要地位。

　　1953年10月后，省委按照中央部署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基本完成时，全省不同性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全省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从工农业总产值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公私合营，从1952年占13.1%上升到1956年的94.2%，而非公有制经济则从1952年占86.9%下降到1956年的5.8%。[11]这样，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消灭了剥削制度，改造了私有制度，“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12]后来虽然逐渐认识到，公有制经济比重过高，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过小，不利于发挥多种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这两种所有制经济究竟以怎样的比例较为适当，一直成为浙江艰难探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2、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四个轮子”一起转，促进了所有制经济结构的优化。直到1978年，浙江基本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在全部增加值中（GDP）中，公有制经济占94.3%，在工业增加值中，公有制经济占100%，其中国有企业占63.8%；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公有制经济占94.8%，严重阻碍了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非农领域，推动乡镇企业和个私经济异军突起，形成乡、村、联户、个体“四个轮子”一起转的发展格局。1980年12月11日，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了一份特殊的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10101号，成为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和“中国第一个工商个体户”，接着发生1982到1983年的温州“八大王”事件，随后个私经济从温州、台州到浙中、浙北发展蔓延。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省委、省政府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从1993年下发《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通知》，1994年出台《关于深化乡镇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到1998年出台《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通知》，推动了乡镇企业改制和个体私营企业的蓬勃兴起。截至2015年，在全省工商部门登记的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下的小型微型企业115.81万家，在册的个体工商户319.3万家。在全省511.6万市场主体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占93.6%。浙江平均每13个人中就有一个“老板”，每43个人中就有一家企业，成为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据浙江省工商局2018年一季度统计：全省在册市场主体总数首次突破600万大关，在册企业数（公司制企业）首次突破200万户，每万人市场主体拥有量为1074户，位居全国榜首，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密度”之高均为全国之最。40年间，浙江省个体工商业从业者总数增加了3000倍，密度提高了2000多倍。浙江省民营经济主要指标，长期位居全国各省市前茅。

　　3、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新飞跃，增强民营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浙江民营经济发展遇到了体制机制、产业结构、内外市场、经营规模、整体素质以及质量、品牌、诚信、人才、技术、知识产权等瓶颈制约。为推动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2004年2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第一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的概念，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发达是浙江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会议提出加快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全面提高民营经济的科技化、规模化、集约化和国际化水平，不断增强民营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保持民营经济发展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会议提出着力推进“五个转变”，实现“五个提高”的思路，[13]制定出台了《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2006年1月，浙江又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作了明确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在行政审批制度、商事登记制度、地方金融体制以及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方面推出了许多重大改革举措，为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在上述一系列举措引导下，浙江的所有制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2017年与1978年相比，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69.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下降18个百分点，集体经济所占比重下降51.3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69.3个百分点。按现价计，1979到2017年，全省GDP的增量中75.2%来自非公有制经济增长的贡献。到2018年，民营经济创造了全省58.1%的税收、63.1%的投资、65.5%的生产总值、71.9%的研发投入（2017年）、78.0%的外贸出口、87%的就业岗位、91.2%的企业数量。境内外上市公司增至535家，其中境内上市公司432家，上市公司总数居全国第2位。不仅引领了全国民营经济“五六七八九”地位的形成[14]，即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成果、80%的城镇劳动就业、90%的企业数量，而且明显好于全国的结构和水平。在2018年最新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有93个企业上榜，连续20年居全国第一。

　　4、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形成充分竞争、相得益彰的所有制经济发展格局。良好的结构在于多元和富有活力。浙江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发挥“鲶鱼”效应，激活和带动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2002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坚持“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中搞活国有经济”的思路，坚持“宜强则强、宜留则留、宜退则退”的“三宜原则”和“坚持突出发展、坚持积极稳妥、坚持分类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规范操作”的“五个坚持”的工作要求[15]，重组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以资产证券化为主线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深化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等，使浙江的国有经济焕发了活力，成为全国国有经济的大省。到2017年底，浙江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0.44万亿元，居全国第2；净资产3.26万亿元，列全国第4；当年实现营收1.53万亿元，全国排名第5；利润总额946亿元，居全国第6。浙江国有企业虽然数量不多，经济比重不大，但主导作用十分突出。

　　总体上说，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探索发展，浙江所有制经济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是浙江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特点和优势所在，也是对现行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实践探索。

　　六、经济机制由稳定市场、统购统销和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到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促进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有机结合，实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化进程列全国第1的历史变革。

　　经济机制指一定社会经济机体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其核心是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和作用，存在于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时期，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曾追求政府无所不包的单一计划经济。而改革开放，正是从破除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的。尤其是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明确提出两个“不等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机制的重构。从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八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表明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深化。浙江在这一过程中，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协调用好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实现由计划经济到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较好结合的历史变革。

　　1、稳定市场，统购统销，编制实施“五年计划”，构建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一度走上单一计划经济的发展，这不完全是受经典作家关于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也不完全是照搬照抄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与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解放初期，无论是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建立国营经济，还是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等扰乱市场的行为；无论是平价配售粮油盐等生活资料、征购和抛售重要物资，还是加强财政经济统一、推行币制统一、控制货币投放等，都需要政府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和行动，计划的、行政的甚至强制的手段，当时是不可避免的最有效的手段。

　　1953年到1957年制定实施的“一五计划”，是用计划经济的思想和方法对中长期发展目标进行规划的最先尝试。浙江“一五”计划纲要规定：“要积极地整顿、改造与发展地方工业，有计划地发展手工业，以增加对农业生产资料及日用品的生产。”[16] 从“一五计划”到1976—1980年的“五五计划”，浙江根据国家计划指导思想和任务要求，对全省工农业生产、主要产品产量、基础设施建设、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等提出具体指标并加以执行，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但因多方面原因，这些计划在执行中出现较大偏差，而计划经济思想和体制却不断强化，成为制约经济主体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和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2、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激活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紧紧抓住市场经济发展的先机，以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四千精神”和“三板精神”，面向国内外大市场，灵活运用市场的供求规律、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形成机制，“无中生有”“莫名其妙”地发展起块状特色产业，用市场机制配置了人才、技术、资金、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开拓了省内外、国内外的大市场，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市场化发展之路。（1）激活市场主体。浙江素有“义利并举、工商皆本”的重商传统，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浙江人的“市场基因”得到了充分释放，人人想创业、个个当老板，形成了一支充满活力的创业大军，创办了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造就了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企业家。（2）构建市场平台。浙江人从走街串巷到前店后厂，从马路市场到现代商城，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从实体市场到网上市场，不断进行顺应市场变化的“蝶变”，既有全球最大的义乌小商品实体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阿里巴巴网上市场，形成实体市场与网上市场共同发展、线上线下市场互相促进的局面。2018年全省各类商品市场3759个，全年交易额2.19万亿元，其中十亿级市场268个，百亿级市场39个，千亿级市场2个。同时，阿里巴巴集团平台成交额达到4.82万亿元，旗下天猫双11一天的交易额就达到2135亿元。（3）改善市场环境。为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浙江率先探索“简政放权”，下放经济管理权限，使基层政府更好服务经济主体的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先后于1992年、1997年和2002年三次出台政策措施，进行强县扩权改革。在2002年的扩权改革中，将313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17个县(市)和萧山、余杭、鄞州3个区。2006年又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而在市县一级，也开展了强镇扩权和扩权强镇的改革。这些改革举措，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浙江发展的秘诀在市场。市场是浙江经济的灵魂，市场是浙江经济的核心，市场是浙江经济的命脉。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一直在争市场、抢市场、占市场、拓市场中发展起来的。浙江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市场体制建构史，市场主体成长史，市场空间开拓史，市场活力激发史，浙江的市场化进程一直稳居全国前列。根据王小鲁、余静文《中国市场化八年进程报告》，按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维护市场的法制环境等五方面指数评估，在全国各省市市场化程度排名中，浙江一直位居前列，其中2008年列第2位，2014年列第1位。[17]

　　3、率先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来市场活力的“加法”。2016年底，省委、省政府在“四张清单一张网”为总抓手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础上，创造性高标准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进而又提出“跑一次是底线，一次不用跑是常态，跑多次是例外”的要求。[18]“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浙江政府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供给，是政府“放管服”改革的关键之举，是牵引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也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创新。这项改革一经提出，就普遍得到企业、基层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极大地优化了营商环境，极大地撬动了浙江方方面面的改革。

　　据第三方调查评估，到2018年10月，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率、满意率分别达90.6%和96.5%。2018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了《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调研报告》，向全国复制推广浙江经验，并把“最多跑一次”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浙江向全国提供的地方政府改革样本。

　　七、开放进程由封闭僵化到开展省际协作，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实现由外贸大省、开放大省到建设开放强省的历史变革。

　　开放的本意是张开，敞开，释放，进而指对外开放，加强与国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敞开胸怀，积极吸引海外学者和外国专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一度与前苏联、东欧有着良好的经济政治关系，同西方国家也有一定的贸易往来和技术引进，但受制于冷战环境和“左”的思想影响，总体上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丧失了不少机遇，拉大了同世界的差距。新中国真正的开放，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开放14个沿海城市，从浦东开放开发到创办各类开发区，从沿海开放到内地开放，从经济开放到全面开放等，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成为与改革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国策。正如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浙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以开放先行，开放包容，开放图强，开放强省的海纳百川精神，创造了创业创新闯天下，合心合力强浙江的生动实践，形成本土浙江、省外浙江、海外浙江等“三个浙江”的发展特色。

　　1、广泛开展省际合作，形成资源、市场“两头在外”的开放格局。浙江毗邻东海，属南北融合之地，对外吸纳海洋文化，对内吸纳内陆文化，唐宋后渐成东亚文化的集散地，近代又参与上海开埠和宁波开埠，具有深厚的“兼容并蓄”的文化底蕴。这种“开放”基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得到充分释放。1979年9月，浙江为解决经济发展急需的煤炭资源和原材料供应问题，积极开展省际间的经济技术协作，省委决定成立“浙江省经济协作领导小组”，并设日常机构“浙江省经济协作办公室”，具体负责全省经济、物资协作的政策制定、计划安排、分配调度以及组织管理工作。先后同山西、河南、上海等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煤炭工业部、航天工业部等10多个部局，一些全国性公司、大型骨干企业等建立了广泛的经济技术协作关系。[19]同时，浙江企业面向市场，通过各种渠道把大批原材料采购进来，把大批产品销往各地，逐渐形成资源、市场“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

　　2、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主动接轨上海，积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和参与西部大开发。进入新世纪之初，浙江面对资源要素制约和企业发展扩张的需求，亟待谋划新的发展思路，拓展新的发展空间。2003年3月，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带队到上海、江苏考察，着眼于“虚心学习、主动接轨、真诚合作、互利共赢”，加强与沪苏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努力在互动共进中实现沪苏浙三省市的共赢发展。同年7月，省委在“八八战略”的决策部署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2004年3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的开放新格局，实现从“外贸大省”向“开放大省”的跨越。同时，着眼于全国发展大局，提出著名的“地瓜理论”和“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思路，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国家战略，在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中进一步拓展浙江的市场和空间。

　　16年来，在各方共同推动下，长三角一体化范围由沪苏浙两省一市扩展为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内涵由经济技术发展到交通、能源、港口、信息、金融、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环境等全方面，地位由区域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定位突出“一体化”和“高质量”，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近年来，浙江把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为大事来抓，2017年7月，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江苏、安徽学习考察、共商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积极参加编制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嘉兴设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杭州、金华、嘉兴、湖州等9座城市签订长三角地区共建G60科创走廊战略合作协议等，使长三角一体化成为浙江高质量发展的大平台。同时，浙江在全国各地的投资与合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有600多万浙商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解决了当地上千万人的就业，向当地缴纳了上千亿元的税收，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也创造了相当于省内浙江的销售产值，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浙江。

　　3、外贸外资外经“三外”联动，“引进来”“走出去”并举，从“卖全球”到“买全球”。对外开放是浙江开放的重头戏和主战场，也是浙江发展壮大的重要成因。（1）大力发展外贸。外贸是浙江对外开放最广为参与的领域，可以说千家万户做加工，千家万户搞外贸，形成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一般贸易”特点，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1978年浙江外贸出口总额只有0.70亿美元，到2018年增至4325亿美元，其中出口由0.52亿美元增至3212亿美元，年均增速均为24.4%，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0.5%升至12.9%，出口规模在全国的位次由第11位升至第3位，成为全国著名的“外贸大省”。同时，出口结构不断优化，2018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升至43.5%和6.6%，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96年的4.9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3815亿美元，跨境电商交易额居全国第2位。（2）积极引进外资。浙江从无到有，从中外合资到外商独资，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不断加快扩大利用外资的步伐，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1980年7月，杭州引进200万港元建立了全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杭州西湖藤器有限公司。尔后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1984年的252万美元增至2018年的186.4亿美元。到2018年，累计批准182家世界500强来浙投资企业614个，投资总额376.5亿美元；累计设立的外资企业61080家，累计涉及外资达1941.3亿美元。（3）主动拓展外径。浙江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在“引进来”的同时，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如今，浙江有200多万浙商活跃在世界各地，在海外设厂、开展并购、承包工程、设立境外研发基地和营销网络等，对外投资项目遍布六大洲、145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浙江经备案核准的境外企业和机构737家，在境外设立6个经贸合作区，境外直接投资备案额1262亿元，国外经济合作完成营业额518.9亿元，共派出各类劳务人员22589人次，海外浙江人经济越做越大。同时，世界著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也由最初的摆摊开店、把浙江暨全国商品卖出去，到创办进口馆、举办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把国外商品买进来，实现由“卖全球”到“买全球”并重的转型升级。

　　4、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构建全方位联通世界、全省域优化布局、全领域拓展深化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同改革一样，开放永无止境，开放永无终点，开放永远在路上。坚持开放理念，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促转型，以开放促提升，是浙江发展的制胜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按照“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要求，突出开放强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进一步优化浙江的营商环境，努力在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中继续走在前列。目前，浙江自贸试验区的多项改革属全国首创。浙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额不断攀升，占全国比重从2014年的9.6%上升到2017年的10.8%，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额占全国的15%，投资额占全国的5.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也已成为浙江最大的工程承包市场。“义新欧”班列开通了9条运输线路，不仅把中国商品运往世界各地，也扩大了进口，法国红酒、西班牙建材、德国汽车零部件等更加便利进入中国。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市场采购等三大对外贸易新业态皆源于浙江、兴于浙江，并走向全国。自2015年以来，连续召开了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洽谈会，密切加强了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和经贸往来。一个全面开放、高层次开放的浙江，正在风云变幻的全球化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断书写同世界交融发展的新篇章。

　　八、科教文卫由低水平恢复，到大力发展科教事业，实施科教兴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实现人民生活由摆脱贫穷、解决温饱到以人为中心全面发展的历史变革。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人的需求是全面的，人的发展也是全面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浙江素有“耕读传家”的遗风，文化底蕴深厚，曾孕育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文人墨客。然而，就总体上说，解放前由于长期“三座大山”的压抑，浙江的科教文卫事业很落后，人民的生存发展很艰难，人均受教育程度很低，人均寿命也很短，即使是文人墨客也大多处于一花独放、有高峰无高原的境地。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恢复发展学校教育入手，逐步扩展到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事业，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和民主法治建设，促进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发展，使浙江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1、科教文卫事业历经国民经济三年恢复，一五计划快速发展，到“文革”后走向全面振兴。1949年5月杭州刚解放，人民政府随即接管浙江大学等公立学校、收编、改造、查封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20]在随后进行的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期间，浙江把迅速恢复发展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小学开始实施五年一贯制，中等学校特别是中等技术教育等到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行了院系调整，浙江大学调整后成为多学科的高等工业学校，以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同时，医疗卫生、文化事业、新闻出版、体育运动都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扑灭了由日本帝国主义散布细菌而流行10余年的鼠疫；扑灭了过去每年平均死亡500多人的霍乱；过去全年流行的天花已近绝迹；部分地区劳动人民对肺吸虫的感染已得到制止和治疗等，还召开了第一届体育大会。[21]接着，在1955年12月下发的《浙江省1953—1957年五年计划纲要》即“一五计划”中，明确提出“适当地增长社会文教福利事业，以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22]这有力推动了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23]后来，由于左倾路线影响和十年“文革”动乱，科教事业发展一波三折，直到改革开放，才迎来科技教育发展的春天。1977年8月和10月，浙江省委先后召开了全省科学工作会议和全省教育工作会议，进行科技和教育界的拨乱反正，部署迅速恢复发展各项工作。随后，又接连推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体育事业、卫生事业的恢复发展，使浙江的科教文卫事业走上全面振兴的道路。[24]

　　2、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实施科教兴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大力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成为工作中心和主战场。浙江省委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从1982年开始对科技改革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举办首届科技交易会、改革拨款制度、发展企业办科研机构、制定科技进步奖励条例、组织科技攻关等。同时，在全国率先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到1990年底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的教育体系。[25]接着，1992年6月，省委、省政府在全省科技工作会议上确立了科教兴省战略，作出《关于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加速经济发展的决定》，强调要真正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同时，提出建立起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面向21世纪的教育体系，使教育结构更加适应浙江经济发展的特点。为此，浙江大力调整高校布局，加快发展高校园区，加强高校学科建设等。随后，1999年12月，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并制定《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年)》，提出到2020年，努力把浙江建设成为全民素质优良、社会文明进步、科技教育发达、文化发展主要指标全国领先、文化事业整体水平和文化产业发展实力走在全国前列的文化大省。2005年7月，省委在《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中，进一步作出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等“四个强省”的部署和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尤其是2006年3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自主创新大会，明确提出用15年的时间使浙江省进入创新型省份行列，基本建成科技强省。经过长期努力，浙江科技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到2018年，全社会研究和发展（R&D）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的2.52%，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1.8%；学前3年到高中段的15年教育普及率为99.0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1%，初步实现了科教强省的目标。

　　3、讲究卫生减少疾病，实施“六大健康工程”，开展“双下沉两提升”，大幅提高人民医疗健康保障水平。新中国成立以后，浙江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城市深入开展以铲平“垃圾山”、清除“蚊蝇窝”、改造下水道、改进防蚊设施等为重点的清洁卫生工作，建立卫生保洁制度，建立保健站，建立家庭病床，设立健康档案，实行计划免疫，从而消灭了疟疾、乙型脑炎、伤寒、白喉、麻疹等传染性疾病，涌现出杭州小营巷等一批卫生模范单位。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亲临小营巷视察卫生情况，极大鼓舞了全省卫生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2003年打赢了防治非典的斗争，2005年提出建设卫生强省和“实施六大工程”，即农民健康工程、公共卫生建设工程、社会健康促进工程、科教兴卫工程、“强院”工程、中医药攀登工程，这“六大工程”成为浙江全面推进卫生强省建设、落实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的主要任务和重要抓手。接着，在长期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基础上，2006年12月，省政府制定《浙江省体育强省建设与“十一五” 体育发展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小康健身工程”。2013年，为改变基层和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创新开展“双下沉、两提升”工作，推动医疗资源和医务人员下沉基层，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群众满意率。到2018年，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率分别达92.0%和98.6%；卫生机构数由1949年的288家、1978年的6939家增至2018年的3.3万家，同期医疗机构床位数由0.6万张、6.2万张增至33.2万张；平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8岁提高到2018年的78.77岁，净增加40.77岁，超过全国平均76.4岁和世界平均72岁的水平，人口死亡率也由13.96‰下降至5.58‰。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4、弘扬“枫桥经验”，创新“后陈经验”，实行“三治融合”，构建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民主法治相辅相成，人民需要民主，社会需要法治。浙江在发展民主，健全法制的进程中，创造了一系列基层治理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诸暨市枫桥镇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的典范。2004年初，武义县后陈村率先开展村务监督探索和试点，率先成立全国第一个村级民主监督组织——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形成著名的“后陈经验”。2010年，全国人大将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写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后陈经验”从“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2017年12月，中办、国务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实现了基层实践与顶层设计的良性互动。2013年以来，桐乡率先探索试点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以及嘉兴、温州先后探索提出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发展模式等，也都产生了积极的成效和影响。从全省看，2004年5月，省委作出“平安浙江”建设的决策部署，2006年4月，省委又作出“法治浙江”建设的决策部署，同时在“两山”理念指引下，“美丽浙江”建设持续发力，这有效促进了社会治安、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到2018年，浙江群众安全感满意率提升至96.8%，连续15年居全国前列，是最具安全感的省份之一；森林覆盖率从1952年的39.7%上升至61.2%，稳居全国前列，人居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美好。

　　（作者郭占恒，系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正厅级副主任、研究员、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1] 、参见《当代浙江简史》第8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4月。

　　[2] 、参见《当代浙江简史》第9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4月。

　　[3] 、数据来源：《浙江统计数据库》，见《浙江统计局官网》。

　　[4] 、数据来源：《浙江统计数据库》，见《浙江统计局官网》。

　　[5] 、参见《当代浙江简史》第35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4月。

　　[6] 、浙江省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浙江工业化发展历程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08年12月25日。

　　[7]、潘家玮、郭占恒等著《大道之行——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第31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

　　9、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招标课题《浙江人口城镇化及城镇规模分布研究》。

　　[9] 、参见《当代浙江简史》第8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4月。

　　[10] 、参见《当代浙江简史》第10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4月。

　　[11] 、参见《当代浙江简史》第14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4月。

　　[1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

　　[13] 、郭占恒《改革与转型——探索浙江发展的方位和未来》第322页，红旗出版社2017年5月。

　　[14]、《何立峰谈我国民营经济的56789》《央视网》2019年3月7日。

　　[15] 、郭占恒《习近平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与浙江实践》《观察与思考》2019年第1期。

　　[16] 、金习《浙江省历次五年计划编制与执行情况》《浙江经济》1995年第12期。

　　[17] 、《财经》2016年第11期。

　　[18] 、车俊《共同把"最多跑一次"改革进行到底》《央广网》2018年11月29日。

　　[19] 、参见《当代浙江简史》第37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4月。

　　[20] 、参见《当代浙江简史》第2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4月。

　　[21] 、参见《当代浙江简史》第99-10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4月。

　　[22] 、金习《浙江省历次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情况》《浙江经济》1995年第12期。

　　[23] 、参见《当代浙江简史》第145-14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4月。

　　[24] 、参见《当代浙江简史》第309-31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4月。

　　[25] 、参见《当代浙江简史》第373-3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