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迭变密码

　　市场名片

　　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被誉为“世界超市”。在2025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商品市场发展报告》中，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位列“中国商品市场交易额百强”名单第一。2025年10月，义乌第六代市场核心项目——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开业，标志着义乌开启了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生态跃升的新进程。该市场部署了万兆光网、跨境数据传输通道等数字新基建，总建筑面积超125万平方米，集成市场、商务写字楼、商业街区、公寓与数贸港五大功能板块，其中市场板块已入驻商户3700余家，涉及时尚珠宝、创意潮玩、智能装备等8个新行业。

　　2026年的春节，义乌完成了一次惊艳全国的亮相——作为央视春晚分会场，这座县级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八分钟”。童谣里唱的“金鹁鸪、银鹁鸪，飞来飞去飞义乌”，在亿万观众耳边回响。荧屏上，一列中欧班列呼啸而过，将这座“世界超市”的故事带向远方。

　　义乌，这座位于“浙江之心”的县级市，既不靠海，也不沿边，却书写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商业故事。

　　从第一代马路市场的“以商聚人”，到第五代市场的“买全球卖全球”，再到第六代数字化市场的全新探索——这不仅是一个市场的成长史，更是一部中国专业市场转型的进化史。

　　今年是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回望这条迭代之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十二字概括愈发清晰：从顺应改革开放搞活小商品经济，到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走向全球，再到拥抱数字经济转型突围，义乌的每一次迭代，都直面时代难题、紧扣国家战略，它的成长路径，也为全国 4000 余家亿元级市场绘就了可参照的进化图谱。

　　破局——

　　从“地下摆摊”到“合法开市”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遍神州大地，但计划经济的余温仍未完全退去，“投机倒把”的帽子依旧压在个体经营者的心头。彼时的义乌，地处浙中内陆，资源匮乏、交通闭塞，当地农民只能靠“鸡毛换糖”谋生，而这种零星的交易只能在清晨、深夜等隐蔽时段进行。

　　这便是义乌市场的起点，一个充满生存渴望却又举步维艰的起点：商户不敢公开摆摊，交易场所杂乱无章，“有货不敢卖、有市不敢开”成为当时最突出的难题，也成为制约义乌发展的最大瓶颈。

　　1982年，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经过数月调研，作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开放湖清门马路市场，承认个体经营的合法性。同年9月，“四个允许”政策正式出台：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这短短几个字，彻底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让“鸡毛换糖”从地下走到地上，义乌农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摆摊经营。

　　而此时，国家正逐步放开城乡商品流通，鼓励发展个体经济。义乌政府用“松绑放权”的实际行动，响应国家搞活商品经济的战略部署，也“放”出了义乌市场的第一缕曙光。

　　当时的湖清门马路市场仅有705个摊位，商户多为本地农民，经营品类以日用小百货为主，1982年年成交额仅392万元。但就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马路市场，不仅让义乌告别了“无市可兴”的困境，更点燃了义乌人的创业热情。

　　从那时起，义乌市场党建的种子就开始萌发。1985年，义乌在全国率先成立首个商品市场个体劳动者协会党支部，确立了“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强党建”的理念。党员商户陈金水是最早的践行者之一，他率先入驻湖清门马路市场，从卖纽扣、针线等小百货起步，始终坚守“诚信经营、明码标价、不欺客、不哄抬物价”的承诺，带动身边10多名村民摆摊创业，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商户规范经营、抱团发展。

　　1984年，义乌县委提出“兴商建县”发展战略，将商贸立县确立为根本方向。从此，“鸡毛换糖”的小生意，迈出了走向大市场的第一步。

　　规范——

　　从“露天集市”到“室内市场” 

　　湖清门马路市场的火爆，让义乌看到了“兴商建县”的巨大潜力，但随之而来的新难题也日益凸显：露天摊位杂乱无序，雨天泥泞不堪、晴天尘土飞扬，货物被淋湿、损坏的情况时有发生；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商户随意摆摊、占道经营，不仅影响交通，还存在严重的火灾、盗窃等安全隐患；商户之间恶性竞争激烈，有的以次充好、哄抬物价，不仅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也影响了“义乌小商品”的口碑。

　　此时，国家正大力推进商品流通体系建设，鼓励培育规范化、规模化的专业市场，义乌党委和政府主动谋划市场升级，破解“散、乱、差”的发展困境。1984年，义乌第二代市场——新马路室内市场诞生，彻底告别了“露天摆摊”的历史。与第一代马路市场相比，新马路市场实现了质的飞跃：1860个固定摊位整齐排列，配备了通风、防火、防盗等基础设施，还同步配套了工商、税务、金融等服务窗口，商户不用再四处奔波办理手续，实现了“一站式”服务。

　　硬件设施完善了，市场秩序更要规范。政府制定了摊位管理制度、经营行为准则，明确商户的权利和义务，安排专人巡查市场，及时处理纠纷、查处违规经营行为；推行“划行归市”，将同类商品集中经营，既方便消费者采购，也避免了商户之间的恶性竞争，让市场经营更加有序。

　　义乌个体劳动者协会党支部同步进驻新马路市场，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党员商户带头遵守市场规则、诚信经营，主动接受消费者监督，形成了“党员带头、商户跟进”的良好氛围。党员商户主动承诺“不售假货、不哄抬物价、不欺客宰客”，带动全体商户坚守诚信底线，逐步扭转了市场初期的混乱局面，让“诚信经营”成为义乌市场的鲜明底色。

　　随着全国商品流通日益活跃，义乌小商品的需求从本地辐射到全省、全国，新马路市场的规模逐渐无法满足发展需求。1986年，义乌党委和政府扩容建设第三代市场——城中路市场，摊位数量增至4100个，经营品类拓展到玩具、饰品、文具、五金等多个品类，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营雏形，商户不再单纯依赖外地货源，而是逐步对接全国供应商，实现了“买全国、卖全国”的跨越。

　　1987年，义乌个协党支部升格为小商品市场党总支。市场党总支牵头成立行业协会，党员商户带头组建产销联盟，打通浙江、广东、福建等多地的货源渠道，整合供应链资源，让义乌小商品汇聚全国精华、销往全国各地。1990年，城中路市场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年成交额大幅攀升，“义乌小商品”的名号第一次响彻全国。从第二代到第三代，义乌市场实现了从“露天集市”到“规范市场”、从“本地交易”到“全国流通”的升级。

　　转型——

　　从“本地买卖”到“全国枢纽”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按下“快进键”，国家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自主经营、公平竞争，这为义乌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但此时的义乌市场仍面临着体制机制的束缚：政府既管市场又办市场，政企不分、权责不清，管理效率低下；商户多以“小作坊、小摊位”为主，缺乏品牌意识，经营模式粗放，同质化竞争日益突出；市场服务体系不完善，缺乏专业的物流、金融、研发等配套服务，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面对新的发展瓶颈，义乌党委和政府主动改革，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1992年，义乌启动第四代市场建设，先后建成篁园市场和宾王市场，总摊位达1.5万个，涵盖日用品、服装、五金、饰品等16大类商品，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1993年，义乌成立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实行“管办分离”改革，政府彻底退出市场经营，专注于政策引导、规则制定、服务保障，市场则由集团自主运营、自负盈亏。

　　这一次改革，不仅理顺了政企关系，更激活了市场活力。1995年，义乌获批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市，为市场发展预留了更大的制度空间。政府同步完善市场配套服务，建设专业物流园区、金融服务中心，推行商事登记简化改革，降低商户经营成本；出台“贸工联动”政策，鼓励商户创办生产企业，实现“前店后厂”的深度融合，让小商品生产与市场交易紧密衔接，破解“有市无业”的难题。

　　与此同时，党建工作同步深化，与市场转型同频共振，推动经营理念升级。2000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党总支升格为义乌小商品城党委，推动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设立“诚信经营榜”“党员示范摊位”，引导党员商户带头树立品牌意识，从“赚快钱”转向“做品牌、重口碑”；开展“党员联摊”活动，党员商户主动帮扶小型商户，分享经营经验、对接货源渠道，带动全体商户共同提升。党员商户带头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改进生产工艺，推动小商品从“低端制造”向“中端品质”转型，逐步摆脱同质化竞争的困境。

　　出海——

　　从“国内大集”到“买卖全球”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随之而来义乌国际贸易额比例、国外客商人数迅速攀升。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额，标志着义乌市场从以内贸为主转型成以外贸为主。

　　全球市场的大门向义乌敞开，但新的难题也随之而来：义乌小商品“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的特点，与传统外贸“单一大宗、批量出口”的监管模式格格不入，出口难、退税慢、通关繁，成为制约商户“走出去”的最大瓶颈。

　　“那时候想把饰品卖到欧洲，要找外贸公司代理，手续烦琐不说，利润还被压得很低，有时候一批货要等几个月才能通关。”做饰品出口的王雪娟，2005年开始涉足外贸，提起当年的困境，仍记忆犹新。

　　商户有需求，政府有回应。2011年，义乌成为全国唯一的县级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核心就是破解小商品外贸的制度性堵点。在试点框架下，义乌首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代码1039），实行“免征不退、简化申报、拼箱出口”，允许不同商户的货物拼箱出口，无需单独申报，大幅缩短通关时间、降低出口成本。2014年，全国首单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业务在义乌落地，王雪娟成为第一批受益者。

　　“政策出台后，我们不用再找代理，自己就能申报出口，一批货从申报到通关，最多3天就能完成，利润也提高了近20%。”王雪娟说，借助这一政策，她的饰品不仅卖到了欧洲，还辐射到中东、非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通的“义新欧”中欧班列，让她的货物有了更便捷的运输通道——从义乌出发，20多天就能直达西班牙马德里，比海运节省一半时间。

　　为了让商户能够“拥抱世界”，义乌政府持续完善全球贸易配套服务，建设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平台，为商户提供保税仓储、报关报检、跨境物流、金融服务等“一站式”跨境服务；编制发布“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成为全球小商品价格、供需变化的“风向标”，不断提升义乌市场的全球定价权与话语权。义乌市场也实现了从“国内大集”向“买卖全球”的跨越。

　　蝶变——

　　从“物理摊位”到“数字生态”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传统线下市场受到冲击。老商户普遍面临“不会线上运营、不懂直播带货、不会跨境电商”的困境，库存积压、订单流失，“守摊等死”的焦虑蔓延；同时，消费者需求更加个性化、多元化，对供应链的响应速度、灵活性提出更高要求，传统“坐店等客”的经营模式难以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

　　义乌政府敏锐捕捉到电商发展趋势，以实体市场为依托，积极探索线上交易模式。2013年6月，义乌启动了2年培训30万名电商人才的“230”计划，为商户“上线”转型赋能。2018年，义乌获批全国第三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从此，义乌跨境电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25年义乌跨境电商交易额达1680亿元，同比增长19.9%。全市约80万户电商市场经营主体，其中超过四成从事跨境业务，一个“买全球、卖全球”的数字贸易新高地正在加速形成。

　　在数字中国建设的背景下，2025年10月，义乌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正式开业，标志着义乌开启了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生态跃升的新进程。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构建了“1+3+N”数字贸易生态体系：一个高能级数贸港、三大核心平台（Chinagoods、智捷元港、义支付），以及多场景AI赋能应用，共同构建起覆盖设计、生产、营销、交易全链条的数字贸易体系。

　　强大的数字底座，为商户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Chinagoods官方线上交易平台，已整合2.5万户商户、170万个SKU（最小存货单位），能够为全球客商提供线上采购、洽谈、下单、支付等“一站式”服务；上线“义支付”跨境支付平台，可以解决跨境交易支付难、手续费高、到账慢等问题，支持多币种结算；建设“智捷元港”数字物流平台，整合全球物流资源，能够实现物流订单智能匹配、物流轨迹实时追踪，大幅提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这场升级，让义乌的每一个商户，都能站在数字贸易的风口上，轻松对接全球市场。

　　“市场建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这不仅是口号，更是行动。随着第六代市场正式开业，全球数贸中心党支部同步成立。目前，义乌小商品城党委下设党支部35个，在册党员经营户548名，纳管流动党员288名，全市16个专业市场实现党组织全覆盖。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昆明、长春等小商品分市场分别设立驻外党支部，100%覆盖义乌籍外出经商党员，确保“离乡不离党”。与此同时，义乌强化“小个专”党建工作指导站建设，厘清市场衍生行业“线头”，全覆盖建立拉链、工艺品、饰品等32个专业街区党组织，18个商圈党组织和66个楼宇党组织，市场党建逐步从场内到场外、线下向线上延伸，党建工作手臂不断延展、更加有力。

　　义乌还聚力打造“义品好货·红链全球”党建品牌，实施“抱团出海”行动，发动党员商户带头组团出海拓市场、增订单。2025年以来，已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集合店5个，先后组织19个团组、905家企业，带动300余个品牌超5000种商品出海，拉动市场出口增长20亿元以上。这种“先锋引领”，让义乌商户在海外发展的道路上不再单打独斗，更让看似冰冷的国际贸易多了几分温暖的凝聚力和发展的韧性。

　　从第一代湖清门马路市场到第六代全球数贸中心，44年六代迭代，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每一步跨越，都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每一次转型，都离不开“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力党建”的协同发力。地方政府始终紧跟国家战略、破解发展难题、完善服务保障；商户始终敢闯敢试、抢抓机遇、勤劳奋进；党组织始终扎根市场、凝聚人心、引领创新。三者同向发力、同频共振，铸就了“买全球、卖全球”的商贸奇迹。

　　站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的新起点，“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故事还在上演，义乌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耀眼的光芒，也为全国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鲜活、更可学的“义乌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