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提出：要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

　　解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明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突出重点，就是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这也正是近年来公共财政的一贯目标和着力点。2009年，在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的形势下，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安排7161.4亿元，增加1205.9亿元，增长20.2%；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民生支出安排7284.63亿元，增长29.4%。在此基础上，明年还要继续增加对“三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环保等方面和中小企业、居民消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这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将更多地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将进一步提高。同时，财政政策的支持重点应加大对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科技研发投资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新能源、节能汽车、医药和生物工程等领域的投资，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引导和支持企业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对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技术创新活动给予政策性导向的信贷支持和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努力培育带动新增长点。

　　会议提出：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

　　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指出，“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取向不变，这给市场吃了个“定心丸”。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复苏还存在不确定性，仍可能反复，从国内环境看，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当前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要让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真正焕发活力还需努力，因此，明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退出”。明年主要是要把握好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同时优化信贷结构，以此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认为，“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意味着，明年货币政策将在保持基本取向的前提下，因势、实时、灵活地调整力度和节奏。我国货币政策面对着较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当前我国通胀压力不大，但通胀预期在升温；另一方面，货币信贷增长较快，流动性十分充足，正常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速5—8个百分点，而目前M2增速达29%，高于GDP增速20多个百分点。这两方面的因素可能会推动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上扬，甚至带来资产泡沫风险，以及由于资金使用成本较低，可能会带来低效益的投资。这些都需要引起货币政策的关注并作出及时应对。“四性”的提法说明，货币当局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动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传统工具，而主要通过信贷政策的动态调整等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会议提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表示，近年来，扩大消费的有利条件正在逐渐增多。农民收入、城市低保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个税起征点都在提高，政府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也在加大，同时城市化进程也在逐渐加快。中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契合这一趋势，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扩大居民消费，首先就要增加居民收入，这就要求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目前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这不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后，国家要继续实施并完善已经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措施，例如扩大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的试点范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其次，要减轻居民负担，加快全民社保建设，增加社保投入，消除城乡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创建城乡居民持续消费的条件。

　　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要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认为，这是中央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又一重要战略举措，体现了中央的战略构想是一脉相承的，为未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安排。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进一步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是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想真正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加快城镇化进程非常重要，而推动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则是城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很多农民工已外出打工多年，有了比较稳定的就业基础，在统计口径上已被列为城市人口，但由于政策的限制却无法真正实现身份转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身份的真正转换，推动城镇化的落实，同时也将为农村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规模经营等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确保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户籍本身不过是一个身份的改变，除了放宽户籍限制外，还必须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要尽快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到城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当中，让他们都能真正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及子女上学等，只有这样，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

　　会议提出：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着力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要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加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解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卢锋指出，一定程度产能闲置，在应对未来市场需求变动、推动竞争和增加福利等方面具有正常功能，闲置过度才形成产能过剩。就现有治理产能过剩方式而言，有过度干预之嫌疑。比如治理过剩中经常涉及限产、压锭、关闭小厂矿等手段，这些手段是由环保能耗管制要求派生而来，部分与改革滞后从而使国有企业难以承担降价、退出等市场调节效果有关，因此，采用这类权宜之计的同时，应加紧推进包括完善退出机制在内的改革进程。首先，要推进包括完善企业退出机制在内的改革议程，为市场机制对产能过剩发挥基础性调节功能创造更好的体制条件。其次，要改革汇率政策以便更有效地调节国际收支、更有效地调节总需求，避免在“价格没搞对、货币没管好”情况下不得不采用投资数量控制手段应对总需求失衡。最后，政府部门应通过提供有关信息提示引导进行干预，制定实施适当技术、能耗、环保标准加以干预，减少对企业投资的数量限制和审批干预。

　　会议提出：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解读：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未来保增长需要维持,现在经济增长并不稳固,且调整经济结构面临巨大压力,因此通胀风险并不是首要问题。但对通货膨胀及未来资产泡沫的问题,依然需要保持警惕。不能让资产泡沫无休止的扩大,例如房地产价格,政府应采取措施,防止泡沫进一步膨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表示，在应对本轮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往市场注入了充裕的流动性。按照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来判断，许多人认为未来通货膨胀会很严重。但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判断是有误的，它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物价上涨的走势和因素。物价变动因素分上涨和下跌两类。一般来说，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三类：首先，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在超过50%的程度上要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世界范围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将影响到国内物价。2007年到2008年的上半年就是一个淋漓尽致的表现。其次，国内虽然总体上呈现供大于求，但结构不平衡。中国经济总是维持在10%左右的水平，但并不是任何领域都能跟上这样的速度，于是在这些领域就出现了偏紧的状况。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农业领域。第三，从需求面来看，充裕的信贷也会对物价产生影响。这么多的流动性放在那里，一有风吹草动，它就会对物价产生影响。决定物价下跌因素的主要在宏观层面，而上涨因素的主要是结构层面，就看谁起的作用大。他判断，2010年中国基本不会发生通货膨胀。

　　会议提出：要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

　　解读：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在审议报告时指出：政府公共投资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企稳回升，公共投资功不可没。政府公共投资是短时期内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政府公共投资是调控宏观经济的“快”变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的“三驾马车”并不能“并驾齐驱”，刺激消费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长效机制，消费是一个“慢”变量；相对于民间投资而言，政府公共投资调整经济运行的外部时滞短，见效快，指向性强，乘数效应大，在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中效果十分明显。民间投资接力公共投资是构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机制的重要途径，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当前亟需采取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建立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加大对民企的创新扶持的合作机制、畅通民间投资融资渠道、构建民间投资的财税支持体系、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等措施，积极扩大民间投资。

　　会议提出：要保持外需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深入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稳定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提高出口产品档次、附加值、竞争力，继续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努力增加进口，促进贸易平衡。

　　解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表示，很多人担心随着经济回暖，外贸刺激政策可能会退出。我国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当前出台的促进外需的很多政策是中性的，是合符WTO原则，是针对原来在贸易促进方面没有跟上贸易发展而出台的。同时，频繁调整出口退税率，不仅加大了企业出口风险，而且容易被误解为出口补贴而遇到他国贸易保护。因此他认为这些政策应该变为长效政策，而不应该退出。现在唯一担心的是财政是否有条件支持足额退税，2008年，我国征收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7391.07亿元，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5865.9亿元。今年1-9月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比下降8%，外贸出口退税同比增长16%。预计全年财政在进出口环节收支基本平衡。针对这一问题，首先国家应当调整出口退税超基数中央与地方分担机制，恢复出口退税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的做法，以减轻各地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出口规模大、地方财政负担压力大的困难，鼓励东部口岸外贸公司收购中西部地区产品出口。再就是针对当前出口收汇期延长，应全面实行“先退税后核销”，并且可在将来考虑取核销程序。采取金融手段促进出口，必须要注重完善出口信用保险体系，开放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目前，全球贸易额12%～15%是在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下完成的，发达国家达到20%～30%左右，英国的支持率为45%，日本的支持率则高达50%。而2009年上半年，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达到246.1亿美元，对出口的支持率仅为4.7%，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会议提出：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

　　解读：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及首席经济师龚方雄表示，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处于第二个牛市的运行阶段，由于全球经济与盈利的同步复苏，企业盈利后带动了这一轮的经济上涨，这一轮经济涨势会表现为缓慢上升。由于中国土地资源稀缺，房价上涨是一个长期势头，且明年房价会继续上涨。

　　广州市房地产专家吴定金表示，近一个多月来，整个楼市都因看不清未来政策的走向，忐忑不安。此次中央经济会议提出的城镇化发展问题，对房地产来说是很好的亮点，是超出预期的利好。目前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与中小城市发展不足有关。一线城市的人口聚集过快，需求一时消化不了，而中小城市需求却不足。重点加快城镇化发展，可让房地产可以更加深入下去，对整个房地产市场是很好的利好。但如果认为此举会拉升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则有点牵强。在城镇化中，最受益的应该是县级市和地级市的楼市，其次二线城市的楼市。从长远看，重点交通枢纽或者沿海经济发达的县域楼价，会上涨较快。原本从供需关系上看，明年的住宅供应比今年还要少，房价下降较缺乏理由。但如果政策非要打压的话就很难说，但现在打压的警报已基本消除。尤其是改善型住房需求的支持未变，对一线城市房价有很大支撑。

　　会议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要抓紧研究提出培育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强化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抓紧落实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落实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推进技术改造，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解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首都科技界大会上指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标准和方向，共有六大行业位列其中，分别是：新能源，突出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新材料，形成新材料与智能绿色制造体系；生命科学，10年实现优良品种的显著改善；生物医药，力争在干细胞研究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信息网络，突破传感网、物联网关键技术；空间海洋开发，加强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及地质勘探，提高资源勘探开采水平和效益。科学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非常关键。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将会贻误时机。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特征。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最大困难，就是外部需求急剧减少，而且将来在相当长的时间也很难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学依据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要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