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度与公信力

商玉生说：“现在的慈善环境与20年前大不同了，那时国内慈善还在发展中，做的人很少，现在做慈善已然很时髦了，企业家、演艺明星都来做，有些人把它当官做，当话题做，当揽财的工具做，做慈善不纯粹了。”

本次会议召集人，中华慈善百人论坛秘书长杨团说：“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因为你是非营利组织，运营的是公众信任。”而国内基金会还不习惯于将自己透明化，很多非公募基金会没有机构网站和网页，大部分基金会依靠年检报告来开展财务披露。

有慈善界人士批评说：“民政部要求基金会每年的财务报表要在报纸上登广告披露，这是要付广告费的。因为是民政系统的报纸（《公益时报》是中国基金会管理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它可以有收入。如果财务报表在网上披露，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登在报纸上只有少数人可以看到。这种落后的规定，严重制约了信息的透明化、行业的透明化。我们一定要反对的！”

徐永光把慈善组织的透明度与公信力比作“一对舞伴”，没有舞伴，舞就跳不起来，而提升透明度，基本可以看作是慈善界的“自律”愿望，商玉生说：“希望我们加强自律，获得在他律方面的进一步松绑，获得更多的培育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我们完全一塌糊涂，非得给管起来，那是另一个问题。”

但并非慈善界人人都有这个愿望。国内有一批基金会根本不在乎通过透明获得捐款，因为这些基金会是退下来的政府官员当领导，不在乎公众给他捐款，反正有人给他捐。

灵山会议上，徐永光抛出两个提问：“现在很多公益组织就是不透明，怎么办？我们推动透明度和公信力，最重要的钥匙在哪里？”

商玉生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有办法”，“他还有背景，也不靠你”。公域合力管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冯利也认为“没什么太大办法”，“有官办背景的基金会没有竞争压力，他不是玻璃口袋，一样有钱”。但她认为，推动透明度和公信力的钥匙还是有的，它来自社会公众的舆论。

在香港，人们相信市场力量，某个基金会不透明，业务就不能发展，竞争就会失败，自然遭到淘汰。因此，香港的NGO提高透明度是自发的。不是道德要求，而是生存的要求。

但在内地，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固然不愿透明，近几年迅猛发展的私募基金会，以及大批草根NGO也未必都愿意透明。

顾晓今说：“为什么有人不愿意透明？它是恶意的，还是一种无奈？现在有些税收政策并不利于基金会的发展，我把全部的成本如实披露了，对自己很不利；如果不公开透明，就要上黑名单，这种极端做法，我也不赞成。透明要体现在能力上，不是简单地晒一下财务报表。我们有些机构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应该鼓励公募基金会当典范，逐步把能力欠缺的基金会带动起来。”

基金会中心网是由国内35家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信息平台，中心网CEO程刚说：“这一年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深有感触。打开透明度的钥匙就在政府那儿。有的领导说，你们都是白忙活！基金会所有的信息我都有，就是不给你们！这也是为了保护行业发展，因为很多基金会是不规范的，全披露出来，不是害人家吗？”

但徐永光不同意“钥匙在政府手里”的说法：“……钥匙不在政府的手里，而应该在社会手里，在捐款人手里，在公众手里。捐款是我拿出来的，我要给谁，我有选择权、监督权，有不给你钱的权力。但目前公众这种‘用脚投票’的意识还很弱，加上有些人考虑钱权交易等因素，更愿意给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捐款。”

社会上普遍的互不信任的风气，在国内慈善界不是没有，而是更加突出。如何在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里，收获别人的信任？尤其是慈善领域，没有信任，一切都无从谈起。提升透明度是一个办法，但不是唯一的办法。

杨团透露，两岸四地，对透明度规范最严格的是大陆。其他三地没有强迫地用法律法规去限制，有些组织，如台湾宗教组织，透明度不高，但公信力高。我们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一些慈善组织并不为公众所认知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