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现存唯一的运河航运仓储建筑，根据应宝时《新建富义他记》所载，富义仓十亩地，“为仓四、为廒八十，容谷可四五万名……其东筑楼三楹，属司事者居之。其西创屋一区，为砻场，驾乌犍以转环之。向南葺屋，为碓坊”。民国时期，富义仓改为浙江省第三积谷仓，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一个分队在华光桥设岗亭，富义仓成了他们的营房。后来，此处又成为国民党军用仓库。新中国成立后，杭州市粮食公司接管，作为民生仓库分库，后部分改为军区家属宿舍和杭州造船厂职工宿舍。现在，富义仓创意园共有13幢建筑，保存完好，“越剧王子”赵志刚在工作室也设立于此，并有书院和文创企业。

１８８４年，清光绪十年１２月的三更天，霞湾巷富义仓码头的河面上夜色蒙蒙，河面上却密密地停泊了二十艘黑色大船。

只见那大船扁浅宽大，方头、方梢，船面自头至梢，八尺八丈，头阔一丈二尺五寸，深五尺，中阔一丈二尺六寸，深五尺二寸。梢阔一丈一尺七寸，深六尺三寸。每船需得用“新杉篙木六十二根，松、樟、榆、槐二十余段，油、麻、铁、炭等料三千余斤”（《漕船志·料额》），板缝较大处皆是用麻丝、桐油、石灰调制填塞，铁钉则用桐油和石灰调制后封堵以防锈，船体细细地刷了几层桐油，吃水多年，“持沙行以寄泊，因底平稍搁无碍”。

浙江粮道廖寿丰站在码头上，眉头紧锁，入冬的杭城夜晚霜寒露重，外罩一件厚重的貂子毛大衣也抵不住寒意。他直隶于漕运总督，掌浙江粮储。朝廷历年漕运定限十月开仓，十二月兑毕，德宗十年的漕粮今日必须发运。

只是法军突袭马尾港，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海运瘫痪。朝廷复又将漕运重头移于运河水路。他在岸边独自踟躇，竟想到了前人的一句话——漕为国家命脉修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年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明史》）。廖寿丰心中一凛，觉得怎能在此时想到灭亡者的衷叹，暗中懊恼万分。

夜色中，几十个松油火把照得河面亮堂无比。富义仓的储粮房内，十多个壮汉在忙个不停，稻谷一入麻袋，立即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层层从里间递到外间，再递到挑夫肩上，一众挑夫肩扛手提，腊月里穿着麻布单衣都热得汗流浃背，只是腰不松手不晃，脚下的步子稳稳当当。从仓廒至码头到船上，无一不有条不紊。

监兑此刻最为紧张，每袋米需得在记录下登船，每船载米五百石。监兑一职是由同知、通判担任。把知府比作市长，同知就是副市长，通判就是副市级，杭州局粮通判正是此次监兑，他需得将漕粮逐船兑足，验明米色纯洁，面交押运官。然后亲督到淮安，在那里接受漕运总漕盘验。“粮数不足、米色不纯者，罪之”。过了监兑的环节，即是押运官的责任。他专门负责督押，约束运军，每条漕船皆配运军一名，运副一名，水手九至十名。

想到此去还有两个月水路，廖寿丰越发面色凝重。此时，富义仓的账房小步挪了过来，见他面有不快，不敢多言，只双手递过一本厚厚的账本。廖寿丰默默接过，逐一翻阅，今年的六十万石漕粮都堆放在江涨桥东北的仁和仓、广安新桥旁的广积仓、宝善桥西的永济仓、城内义仓和这富义仓内，另几个粮仓的漕粮和船只也都准备就绪。

江南本是富庶之地，只是这国运不济内忧外患，此前太平军两次攻城，杭州的仓廒几乎成了空仓。光绪五年，杭州城内唯有永济仓、义仓尚有一些储粮。１８８０年，巡抚谭钟麟履任时见百业凋敝，民生困苦，遂令杭城士绅购粮十万石。因原仓库不敷存储，购买霞湾民地十亩，再建仓廒。

四年后，粮仓建成，共耗白银一万一千两。谭钟麟终心愿得了。半月前，他受命调任陕甘总督。临行之际，他把在自己任上建造起来的仓库命名为“富义仓”，又再三嘱托廖寿丰万万要关注仓储，“散而积之，无方其数，为民忧”。

谭钟麟寄望富义仓成为百年基业，保得杭城百姓一碗白饭无忧。只是运河河道淤堵，加上漕帮势力日益壮大，定下“积歇、摊派、投文过堂”等运费陋规，与清廷叫板，漕运成本不断上涨。不过七年后，１９０１年，光绪帝颁令宣布漕运完全停止。而廖寿丰也于１８９３年上任浙江巡抚，不再操持漕粮事宜。

１８９７年，他在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创办浙江武备学堂，本想通过军事学校培养人才捍卫帝国，不断此间走出的人却成了辛亥革命浙江复兴的骨干。而一名叫张啸林的人，原是在拱宸桥一带厮混，赌博输了兴许还在富义仓扛米包讨生活。他随那旧日依附运河的漕帮一同弃船登陆，后者演变成了势力更为壮大的青帮，成为延续千年漕运的最大衍生品。

    参考资料：《明史》《漕船志·料额》《清史稿》《百年富义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