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探访熟悉的陌生人
（新春走基层 新风扑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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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站垃圾清运工郭长顺
以我脏苦换春运清新
本报记者李浩燃摄影报道
1月12日，春运进入第五天。早7点半，记者见到北京火车站垃圾清运工郭长顺，他已忙碌半小时了。
车站工作人员都热情地称呼郭长顺为“郭师傅”。郭师傅说，自己在北京站工作快四年了，这是经历的第四个春运。他1958年出生，大兴人，个子不高，佝偻着，额头和眼角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身着保洁公司配发的蓝色上衣，沾满了各种污渍，穿黑裤子、布鞋；平头，仔细看去，已有不少白发。郭师傅住大兴区小红门附近，平时就倒985路公交车上下班，路上需要1个半小时，凌晨4点左右就得起床。早7点上班、晚7点下班——“一天净忙活了”。记者了解到，按规定保洁人员每周可以休息一天，但本来就缺人手，加上春运，基本是连轴转、无休。
郭师傅负责垃圾清运，“管辖”的区域以检票口一线为界，向外延伸至候车室、售票厅及东西办公楼等空间。车站时刻产生垃圾，他必须不停作业，将分布于各处的垃圾集中起来，再运送至车站西南门外的分拣场。他在第三候车室检票口一侧的过道里，放着用于中转运输的垃圾车，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平时，他就拖着一个垃圾桶随时随处收集垃圾，不断汇集到垃圾车上。
“让一下，嘿，让一下！”郭师傅拖着垃圾桶穿梭在不同的候车区域间，游刃有余。才半个上午，记者就跟丢了两次。他在工作中想出了许多提高效率的“土办法”，例如，每次尽可能多装垃圾，将大号垃圾桶拴上绳子，改装成可以手拉的垃圾车；把桶盖一侧竖起来，用收集来的木棍、废扫帚等插入垃圾桶四周，拿绳子捆起来加固，防止运输过程中垃圾散落，垃圾袋可以堆到两米多高；他对车次了如指掌，合理统筹室内不同区域的垃圾收集，利用检票后几分钟内客流较少的间隙，将垃圾清运到分拣场。郭师傅说，散的垃圾最不好弄，他要用手一点一点装进垃圾袋。每次转移垃圾他都小心翼翼，特别是一些藏着脏水的垃圾会滴漏在地面上，容易引起所在区域保洁人员的不满。因此，他每次转移垃圾车后，都尽可能清理下地面，有时还会用拖把拖一遍。
从第三候车室的垃圾“中转站”，到车站西南门的垃圾分拣场，无疑是一条充满物理障碍甚至人身危险的路。郭师傅身上随时揣着钥匙，用于穿行站台内外的各道门，随开随关，不能让无关人员进出；进入站台后，还要避让旅客；走到1站台尽头，仍须绕过一段狭窄的水泥路，这里不同类型的特种车辆往返穿行，必须时刻注意避让；出西南门后，路面不属于车站，土路泥泞难走，到垃圾分拣场还有个小上坡，此时不仅需要加大力气拖拽，还得注意路口的社会车辆。记者不禁在心里感慨，今天天气晴好，如遇雨雪天气，真不知郭师傅的这段单程近1000米的路要怎样走过。
临近1点，记者跟随郭师傅回到他的“大本营”。只见他蹲在垃圾车旁的角落略作休息，拿出自带的5个馒头、1包咸菜，就着候车室的免费白开水，凑合着就是一顿饭。
改装的“垃圾车”使用时间已久，加之常年“超载”，四个轮内的滚珠早已损坏，拉起来非常吃力。记者在站台上试着拉了一段，很难坚持下去。每次集满一车垃圾，大概耗时一到一个半小时，而顺利将垃圾车运送至分拣场并返回，得要半小时。如此往复，三趟下来，记者感到筋疲力尽，双脚仿佛已不属于自己，而这也只是搭把手而已。
在垃圾分拣场，记者跟他攀谈起来。老房子拆迁搬进楼房，老伴退休，儿子在公交公司当售票员，已经成家，为什么还要干这么又脏又累又苦的差事？郭师傅的回答很朴实：我靠自己每个月能挣2000元，能干一点是一点，“你不干，这么多垃圾，你说怎么办？”车站负责值班巡视的小张在一旁悄悄说，转运垃圾活脏又累，春运外地人过年都要回家，不好招人。
一车垃圾重则百斤，轻的也有五六十斤。该运第五车了，郭师傅看了看表说，今天垃圾不算太多，还差一个多小时就可以下班回家了。“今年电话、网络订票的预售期比车站长，来北京站排队买票的人少多了。”
临别，记者向郭师傅伸出手，他迟疑了一下。那一刻，记者把他的手握得紧紧的……
北京站客运服务员孙更新
以我劳累换旅客舒适
本报记者程聚新摄影报道
1月12日，北京站发送客流量达到10.9万人。记者注意到，拄着双拐的小陈刚进候车大厅，就被头戴红色贝雷帽、身穿藏青色呢子大衣、脚蹬一双黑色皮鞋的孙更新给拦下了……
“需要什么帮助吗？”虽然嗓音难掩疲倦，孙更新的笑容可没一点儿折扣。这个大眼睛的23岁姑娘，是北京站的客运服务员。问过小陈的车次，默算了下开车时间，孙更新扭身分开人流，领着他往设在第二候车室的“素萍服务室”去了。
10多平方米的房间，三排长椅上几乎坐满了旅客：独自出行的老人，怀抱婴儿的妈妈，更多的是在京就医后返乡的病人。这些需要照顾的重点旅客，有的是孙更新巡视时发现的，有的由其他同事送过来。
今年春运，北京站实名制验证验票，暂停发售站台票。无人陪护的老弱病残孕乘客如何挤过春运的人潮、挤上火车，成为难题。孙更新所在的以铁道部劳动模范、北京站重点旅客服务室值班员李素萍命名的“素萍服务室”，成为北京站解决这一难题的抓手：既用作这些重点旅客的候车室，还得安排他们提前上车。
“1301次到满洲里的乘客请跟我进站上车了，需要轮椅送站的乘客请说一声儿”，孙更新安顿好小陈，便推着轮椅招呼起来。出候车室，上直梯，到二楼，转出相应进站口，或推轮椅，或跟担架，或帮旅客拎行李，孙更新一趟趟将他们送上站台，再找来列车长，请其照顾旅客。
孙更新告诉记者，平时，师傅李素萍和最小的师妹朝八晚五值日勤，她和其他5个女孩儿分成3个班次，轮班白夜倒，一工作就是12个小时，春运一到，加班也是常事。“白班加日勤也就4个人，夜班只有俩人，有时需要轮椅送站的重点乘客太多，我们就得亮绝活：一人推着俩轮椅上。”
记者发现，孙更新有几件东西不离身：两个本，一张纸片，对讲机，一大串钥匙。“这是重点旅客交接本，一式三份，服务室、列车、到达站分别留存，确保重点旅客全程列入特殊照顾名单；这是重点旅客登记本”，记者翻开重点登记本，娟秀的字体记录的是每位重点旅客的车次、到站、车厢座号、个人信息、陪同人数、病情，并写明所需的服务项目——几乎都是“送上车”。
为什么没记下开车时间方便乘客提前上车？孙更新笑起来：“跟师傅这么久了，哪趟车的发车时间记不下来？”但记者注意到，每到招呼旅客上车，孙更新都会掏出一张小纸片看一眼。
“这是‘四小时计划’”，孙更新将纸片递过来，背面用过，正面记录了最近的四个小时内，每班车的发车时间和上车站台，“发车时间好记，可站台每一天都不大一样，而且春运期间增开临客多，有了这个，就不怕耽误乘客上车了。”
正说着，孙更新举起对讲机应了一声，原来是同事发现重点乘客，即将送达服务室：要回牡丹江的陈先生夫妇，10岁的女儿刚动了手术，小姑娘不能走动，爸妈只好抱着她在候车人群里挤来挤去。离开车还有几分钟，孙更新找来轮椅，推起小姑娘，就领着一家人走了最近的通道，开门、开电梯。不大会儿，一行人就赶在进站人潮前上了车。跟列车长完成交接后，孙更新又掏出一张名片，是她的重点旅客服务卡：“下次有需要，就先打这个电话，我可以去接你们，省得孩子受罪。”陈先生接过名片，身边的妻子热泪盈眶。
夕阳时分，一直跟孙更新送站的记者，感觉脚脖子都快断了，可她却还活力十足。其实，这姑娘当然也累：巡视和送站需要走动10多个小时，几乎没休息；经常要面对几十位重点旅客，要记住车次、站台，出发前还要核对登车人数；回答旅客咨询时要五指并拢、面带微笑、上身微倾，或许只是指指方向，可每位旅客一句话，她可能要回答几百次；忙过了饭点是常事，甚至顾不得停下来喝口水。
可孙更新说：“这份工作更累的是心，身体反而顾不上。好在乘客的感谢和理解，哪怕只是一个眼神，都能够温暖自己很久。”
贵阳站铁路信号员王东亮
以我坚守换行车安全
本报记者龚金星智春丽
眼前两个大屏幕上跳动着红红绿绿的曲线，面前4个对讲机不间断地传来急促的指令……1月12日中午，当记者走进贵阳站信号楼操作室时，信号员王东亮正紧张地忙碌着。从早晨8点上班开始，她还没离开过座位。
“这里是车站的中枢神经，车到邻站后，我收到信号，安排股道，司机才能凭信号进站。一个车站只有一个信号员，平时90多趟车，春运加开到135趟，根本不能离开。”王东亮端起手边的茶杯，抿了一小口水，“不怎么敢喝水，连上厕所都是跑着去的。”
已经在车站工作15年的王东亮，以前是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兵。“老是坐着，又不动，还盯着电脑屏幕，近视300多度。”说到这里，王东亮显得有些郁闷。看得出来，她是个挺爱美的人，短发微微烫过，说起话来脆脆的。
墙角的充电器上，同时插了十几台对讲机在充电。操作室的一角放着冰箱、微波炉，王东亮和另外一名值班员的午饭通常都是就地解决。中午20分钟的空当便是午饭时间。
谈起春运期间的工作状态，王东亮直摇头，“这是我参加的第十四个春运了。一个比一个难，出行的人越来越多，车越开越多，职工还是那几个。贵州山地多，又会下冻雨，公路不安全，我们铁路的压力就更大了。”
“自从干了这个工作，我经常做噩梦，梦到信号发错了撞车。听说动车出了事后，我们单位每个人都要参加分析会，交一份自查自纠报告。”王东亮说，辛苦倒是其次的，信号员的工作最要命的就是压力大。
“我丈夫也在铁路上工作。女儿7岁了，家里好多年没有一起过过年了，我们经常是把年二十九当三十儿过。”说到家里人，王东亮脆脆的声音低了好多。“天气越恶劣的时候，我们就越要加班。下班后一听电话响，就提心吊胆……”
谈起新年心愿，王东亮低头想了一会儿，“很多人不理解铁路人，以为‘铁老大’就怎么怎么样，其实很多铁路人真的付出了好多。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对我们多些理解吧。”
记者准备离开操作室时，王东亮已经回到座位上又拿起对讲机了。
窗外传来一声汽笛长鸣，又有一趟列车进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