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春风啊吹绿了东方神州。”这曾经传遍中国大江南北的《春天的故事》歌声，由衷表达了中国人民对邓小平南巡讲话给中国改革开放带来新希望的喜悦。而这一年，郑跃文30岁；科瑞集团诞生。

　　“当时听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心情非常振奋。”回首往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郑跃文感慨万千。

　　“带上红帽子”

　　郑跃文1962年出生在福建，不满周岁随父母乘“闷罐列车”到江西，在江西财经大学读了4念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铁道部……没有可资炫耀的背景。但是，郑跃文不甘平庸，在他的人生坐标上，他是这样为自己定位的：“人生的意义，我以为就是在于体验创造。唯有创造才是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体验，碌碌无为的一生是羞耻的。”于是，1987年，郑跃文毅然辞去公职，“下海”寻求体验创造。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已经经历了十多年，但是担心商品经济有可能把中国导向资本主义的顾虑，有关市场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让改革开放的脚步总是迟疑蹒跚。个人创办公司和企业受到种种限制，必须挂靠在国营单位名下，俗称“戴红帽子”。郑跃文说：“带着冲动下海，离开机关后，忽然有了强烈的孤独感。在我感到无望的时候，我找到了江西省科委。当时科委领导对此十分重视，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今后科委可以作为科技人员下海创业的娘家。于是，成立了江西科力新技术研究所，主管单位是省科委，给我带了顶‘红帽子’。由于产权和经营权分离，谁也放不开手脚，公司发展受到制度的种种限制。”

　　郑跃文是学财经的，作为80年代的大学生，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深信，国家要强盛，人民要富裕，就必须大力发展民族产业。没有强大的民族产业作基础，就不能摆脱在经济上受制于人，在科技上受制于人，进而在政治上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而发展民族产业的关键是要建立起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和市场机制，给知识分子一个实现理想抱负的广阔舞台，让有社会责任感、有知识、会经营、善管理的人成为产业发展的中间力量。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扫去了弥漫在中国上空那种彷徨、疑虑和无所适从的沉闷之气，给知识分子下海弄潮敞开了大门。郑跃文迫不及待地找到他的几个好友，把他想创办一家投资型公司的想法和盘托出。志不同，不相聚；道不合，不与谋，共同的使命感让几个好友异常兴奋，他们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在银行和国企的优越岗位，几双有力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科瑞集团就这样在一片畅想与憧憬的光影里诞生了。

　　那是一个美好的夜晚，繁星高挂，朗月低悬。激越兴奋之后，几个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开始严肃地面对现实。郑跃文回忆说：“虽然我们意气风发，但是办公司不能意气用事。那时的公司多是家族式，科瑞集团却采用现代的合伙人制度，这是一种制度创新，但潜在的风险也不容回避。我们都知道，办大事需要定力，需要合力，更需要恒力。因此我们庄严地签字约定，为科瑞发展壮大团结奋斗，同甘共苦。公司尊重个人的发展，但是必须在10年之内全身心为公司整体发展效力。10年之后，可以随情投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科瑞的‘10年之约’。”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一种创造。他打破了固有、僵化的思维定势，给市场经济以新的定位。他充分理解经济活动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更充分理解个人能力的释放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郑跃文感慨地说：“我们这些80年代的大学生，听完讲话就会有一种冲动，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从经济和文化上塑造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经济界的人格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