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经验

　　自1968年以来，人民行动党连续赢得大选，长期执掌国家政权，并且确保了党的高效、廉洁、有活力，领导新加坡实现经济飞跃。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其执政地位，与其自身在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所做的变革是不可分割的，特别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做法，大大增强了其执政的合法性地位。

　　人民行动党追求的目标

　　得民心者得天下。要赢得民心，赢得人民的支持，就要建设一个为民服务的政府。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人民行动党执政的新加坡政府所追求和达成的重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民行动党首先对自身进行了变革。第一，把人民行动党建成一个开放性的政党。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人民行动党不断向社会吸纳精英，使政党融入社会之中。精英聚集的人民行动党，在为推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事业中，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从1979年开始，人民行动党便开始采取一种严格、系统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将人才的选拔制度化。此外，还积极从海内外、从各行各业中选拔优秀人才。

　　第二，进行人民行动党党内充分的竞争和民主选举，解决人民行动党党内的责任制问题与权力交接问题。党内充分竞争从制度上保证了党内选举人员更加负责任地建设服务型政府，履行党的施政纲领，落实党的具体民生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党内选举遵循绝对的公平和正义原则，严厉杜绝党内选举产生的腐败现象。

　　第三，加强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形成“为人民而行动”的运作机制。通过“协助议员接待选民活动”和“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这两种机制，保障人民行动党始终与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民排忧解难，了解社情民情，也为制定政策提供更加有依据性的材料和信息。

　　“以服务为导向”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1995年，新加坡政府推出了“21世纪公共服务”改革计划。这是新加坡政府所推出的最全面的行政改革。改革重在达到两个目的：一是确保公共部门的人员以更高的质量、更快的速度、更有礼貌的态度来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二是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发展和强化以促进不断变革创新以追求卓越服务的制度组织和环境。

　　为了推行并管理“21世纪公共服务”计划，新加坡政府成立了“中央21世纪公共服务计划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政府的常任秘书组成，并由公务员首长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又分为四个职能委员会，各自分管具体的工作。公务员福利委员会负责出台改善公务员福利的政策；服务质量委员会负责提升服务质量来满足公共和内部顾客的要求；工作改进团队和建议委员会负责培养应对变革和持续改善的积极态度；组织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为提高工作效率和效能所做的结构调整和设计的程序。

　　新加坡政府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机构——法定机构。这种机构是由专门的立法机关设立的执行专门职能的机构，属于半官方性质的法定实体。法定机构通常由三部分人员构成，即董事会、管理团队和行政人员。法定机构主要行使或受政府委托行使各种特定的公共职能，为政府行政机构分担职责，进行市场化运作。法定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属于公务员队伍，通过公开招聘产生。法定机构都由政府指任一名特定的内阁部长进行监督。

　　新加坡政府在1959年至1961年建立了两个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的法定机构——经济发展局和建屋发展局。这两个法定机构的设立，为解决新加坡失业问题和住房短缺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加坡政府在随后的40多年间成立了很多这样的法定机构，到2010年，已经有83个法定机构在促进新加坡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保障，在于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2010年在“透明国际”世界最廉洁的国家排名中，新加坡与丹麦、新西兰并列第一。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保障了服务型政府理念，更好地落实在实践中。新加坡政府创建了周密的公务员管理体系，主要的机构包括公共服务委员会和公共服务署。其中公共服务委员会是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公务员最高管理机构，由总统直接负责管理。公共服务委员会成员由公务员的服务对象的代表构成。同时，严格执行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加强廉政监督，建立独立的反腐败专门机构，通过廉政教育工作，努力塑造廉政文化氛围。

　　重塑新加坡的国家价值观

　　新加坡建设公共型服务政府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人民行动党自身的与时俱进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更在于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在东西文化有机整合的基础上重塑国家主导价值观。特别是在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宗教信仰与族群和睦、言论自由与媒体责任等平衡上，新加坡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的东方模式。独特的国家价值观，奠定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和发展的文化基础。

　　第一，建设新儒学的“社会第一、个人第二”的核心共同价值观。儒家思想中强调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家庭和个人的观念，成为新加坡社会有效的“黏合剂”，有效地促进了国家、社会、家庭与个人的关系。新加坡高度重视公民道德教育。道德要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不能仅靠口头提倡，更需要认真学习、身体力行，这是新加坡道德教育深入人心的关键所在。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成教材，在学校里正式开设儒家伦理课的国家。第二，重视族群和谐，保证社会稳定。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独立后的新加坡认为，解决种族矛盾的根本关键在于消除种族间的经济差距，特别是消除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为此，新加坡政府对马来人实施优惠的经济政策，提供他们上学、就业的机会，让他们尽快富裕起来。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并倡导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一共同价值观体系的建构是在多元文化社会寻求文化认同的典范，其核心精神既继承了儒家伦理，又吸收了包括马来族、印度族以及其他种族等东方文化的价值准则，因而容易为各个民族种族接受。

　　积极推动和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

　　构建服务型政府，离不开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的参与。新加坡政府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强调公众参与，实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政府―社会双向互动”，非常注意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发挥社区和国民自我管理机制的作用，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逐渐构建起政府、基层组织、公民共同管理国家的良好机制。

　　第一，新加坡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新加坡大量的社会组织工作网络，在政府与人民中间起着桥梁纽带作用。各种半官方的组织网络是加强政府与民间组织和公民联系沟通的桥梁。

　　第二，重视基层组织的作用。基层组织是稳定社会的关键环节。社区发展理事会是各区的地方行政机构。主要负责设计、策划和管理各种各样的活动和项目，以促进社区民众的凝聚力和团结一致精神，发动较成功的居民帮助不太成功者。理事会在各政府部门授权下，为民众提供各种援助计划。由于理事会就在人民中间，较了解居民的实际情况和真正需要，能对群众疾苦和社会问题做到对症下药。

　　第三，注重社会公众的意见表达与沟通协调，强调社会全面参与。在新加坡，每年的财政预算在国会批准前后都要各搞一次民意调查。在政府发起的“重造新加坡”民意征询活动中，民众纷纷献计献策，在74项重大建议中有60项获政府采纳。政府在出台一项大的政策前，必须通过多种渠道与民众沟通、协商，有关部门和机构随时提供与新政策有关的非机密资料给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