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

　　共产国际授权马林支配一大笔钱，来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这笔钱即使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作为交通和食宿费用也是足够了。

　　马林从上海来到北京，再一次考察了李大钊和他的团队，认为动用这笔启动资金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于是决定返回上海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

　　马林在上海见到另外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李达，另一位叫李汉俊，两人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马林提议由“二李”出面联系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

　　除了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之外，“二李”分别给每个小组都写了信，而且还汇去了路费，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100元，无论远近。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50元的路费。

　　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小数目。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10至13元，警长也不过拿16至18元；上海黄金的价格是每两21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也就千元左右。12位代表仅来的路费就可以买一辆进口小轿车还有富余。

　　外地来的代表绝大多数被安排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学生已经放暑假，组织者提前租下楼上靠西侧的三间宿舍，每个铺位一天租金不到一角钱，而上海普通客栈则至少需要三角钱。因为不知道会议要开多长时间，组织者预付给学校两个月的租金。

　　代表们吃饭的问题也是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当时有一块钱就可以在上海的普通饭馆请六七个人吃一顿不错的饭了，包括生煎馒头、蟹壳黄及各种小吃。

　　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

　　住在这里的，有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张国焘、刘仁静，广东包惠僧以及邓中夏等人。

　　第一个报到的代表是张国焘。虽然留了他的铺位，而他却在外边另租了房子，主要是因为他还要承担会议的组织工作。

　　其他代表大多是几个人合住一间宿舍。唯一享受单间待遇的是湖南代表毛泽东，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的身材比较高大，不习惯睡地板上的芦席，而是睡在由两张长凳搭起的床板上，比较占地方；二是因为毛泽东睡觉爱打呼噜，吵得同屋人无法入睡，只好请他移尊他就。

　　会场就选在与博文女校相隔不远的李公馆——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

　　(《红色账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