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重大成就和标志性事件，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于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等成了国内外许多人热议的话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执政成就？为什么这样一个成立90年、执政超过60年的政党，依然充满生机和活力？本书解读的就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个“谜”。

新世界出版社

　　邓小平认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合适的时机，他决定引进市场的力量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市场的力量究竟有多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早有总结。用他的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的250年里创造的。在地球资源没有变多的情况下，他认为这是市场的魔力带来的。中共中央虽然没有精确地算过市场的作用有多大，但他们敢于尝试，并不断总结经验，在没有放弃宏观调控的情况下，把市场经济引进了中国。

　　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初的目的仅仅在于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改革也确实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农业连年喜获丰收。但农村改革还带来了一个连邓小平都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乡镇企业的大发展。198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给了这些社队企业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乡镇企业，并且赋予它们新的性质和内容，肯定它们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有企业的重要补充”。中央财政政策也放宽了，给予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使用财政余额进行奖励方面的自主权。对干部的考核也转向以地方经济表现为基础。这大大调动了农民和基层政府的积极性。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农村劳动力出现爆炸性增长，1978年是2800万，到2003年已经增加到1.76亿。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外资经济、国有经济三分天下。它不仅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了就业岗位，增加市场竞争压力，促使国有企业提高效益，而且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税收，减轻了农民负担，对国有企业的低效益也是个巨大的弥补。邓小平曾说，乡镇企业的发展出乎意料、“异军突起”。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认为，乡镇企业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很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

　　与农村的迅速发展相比，城市改革显得步伐缓慢，缺乏生机。国有企业改革牵涉那么多既得利益，改起来难度比农村大得多。但中共中央的态度明确，不仅把企业改革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还逐步明确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的现代企业。为推动国企改革，中国曾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借鉴农村改革的办法在国有企业中推行承包制。承包制的利益分配结构，刺激了企业领导人和企业工人，国有企业有所发展，但依然没有解决治理结构和产权安排问题。最终，中国决定向西方学习，在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1986年9月26日，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业务部正式开张。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家股票市场。事实上，在更早的时候，深圳、北京和上海的一些企业已经尝试着向公众出售股票了。广东的幸福音响、北京的天桥百货和上海的飞乐音响相继发售了自己的股票。到了1986年9月26日，上海开始正式挂牌买卖股票了。1986年11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他赠送给客人的礼物是：新中国刚刚上市的第一种股票——一张编号05743面值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股票。邓小平对范尔霖说：“你目前是飞乐公司唯一的外国股东。”邓小平赠送的这张股票后来一直被收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陈列室里。一家外国媒体发表评论说：邓小平的举动，是中国推行股份制的一个信号。曾被视为资本主义象征并被一度取缔的证券交易场所在深圳和上海建立。现在，这两个地方的证券交易数据变化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