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最大的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

山西人民出版社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讲过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但是，历史的辩证法还告诉我们：任何事物至少都存在两个方面，它们往往也互为因果，即不管什么样的内因，总要通过外因才能发生作用。比如没有适当的温度，鸡蛋也不能孵出小鸡来。而鸡蛋距离热源的远近，热源本身的变化，以及整个气候条件对于热源温度的作用，等等，都可能对鸡蛋的孵化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具体到20世纪共产革命的问题，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是，距离苏联较近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较多，而距离苏联较远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较少；同样，在革命和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多，而在和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少。这种情况清楚地告诉我们，外部原因不仅在发生作用，而且有时可能还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之所以会不断发生革命，这无疑是由中国社会的内部原因决定的。但中国革命究竟将要达到何种目的，这又是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形势和条件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共产革命之所以会从20年代开始，而不是从1905年开始或1911年开始，显然是与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和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布尔什维克开始对外输出革命的情况密不可分。毛泽东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高度形象地概括了这种关系的本质。它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场革命，就其基本内容和方向而言，都是得益于俄国革命性质的影响和规定的。恰恰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这种特殊关系，由于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指导，由于后者对于前者的援助乃至干预，中国革命才走上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

　　当然，我们不是外因决定论者。何况，中国革命的成功归根到底还是由中国人实现的，因此它不同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不完全取决于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干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办，而不能由共产国际那些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来办。事实证明，完全依照苏联人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种种复杂关系，多半都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革命最初的十几年里，共产党人所经历的种种挫折无疑都与太过依赖于莫斯科的做事方式有密切关联。但结果，不论苏联在中国革命身上投入了多少钱财和心血，中国共产党都无法完全按照苏联人的意志去发展自己，因此也无法真正实现莫斯科所制定的革命目标。

　　中国共产革命，从完全背靠莫斯科，坚持世界革命，公开主张保卫苏联，争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到逐渐相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信中国居于美苏之间，完全可以特立独行，曲折地走出了比较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尽管如此，抗战中它还是不能不受制于盟国政治和军事发展变化的左右，抗战后它一样无法摆脱美苏冷战格局形成所带来的影响，外因仍旧在起作用，而且其作用丝毫不比内因的作用来得小。因此，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历史联系来看，在整个国际大气候、大环境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它考虑和制定中国革命策略的因素就越复杂，其成功与失败的机会也会同时存在。通向成功的道路注定了充满荆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