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化之的党史似乎谁都能说上几句，但谈到细处，人们则往往语焉不详。然而，历史是由细节串成的，只有知道了细节，才算是知道了历史。历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保留人类真实的记忆。这正是《党史细节》一书的价值所在。

人民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之初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共7人，其中非中共人士3人，分别是宋庆龄、李济深和张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其中非中共人士27人。在随后组建的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的负责人中，政务院副总理共4人，其中非中共人士2人，即郭沫若和黄炎培；各部、委、署主官中，非中共人士超过三分之一。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亦由非中共人士沈钧儒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不但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而且真正做到了有职有权。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保证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认为“党外人士既然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即应享有与其职务相当的权力，履行与其职权相当的责任。这不仅要在工作中同党外人士商量一切应该同他们商量的问题，取得大多数人的协议，然后付诸执行，而且要在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之间进行必要而适当的分工，并主动地帮助党外人士做出成绩来。”

　　当时，政务院的政务会议每星期召开一次，有关文件均交非党人士审查，一切指示、法令也要其修改。陈云主持中财委的工作，明确要求各部部长对本部工作做报告，非党人士担任部长的就要非党人士做报告。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还总结了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四条经验：一是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做到该商量的必须商量，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经过的必须经过；在工作中遇到党外人士不同意见时，不应做硬性决定，除检讨自己意见有无不妥外，还应帮助说服党外人士，始能做决定。二是一切重要决定应有应该参加的党外人士(如部长、副部长等)参加决定。三是有些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如电报、公文)和上级来的指示，下级来的报告，均应使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到。四是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所举荐的人，更应慎重考虑，能用者尽量予以录用。

　　1951年3月，北京市政府党组就与党外人士合作问题的检查情况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认为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并帮助他们在工作中做出成绩，“这首先需要进行必要而适当的分工，如是党外人士任正职，那就应在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下，给予他们以总揽全局和最后决定之权；如是党外人士任副职，也应在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下，使他们在自己职权的范围内，能够放手做事，不受干涉。”中共中央认为北京市的这种做法“很好”，要求各中央局“转告各有党外人士工作的机关中党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构建上具有某种联合政府性质，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但其中的一些成功做法，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权建设仍有其借鉴意义。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共同纲领》做了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