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昨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在这句话之前，李克强表示，将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项目的办法，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

　　让民间资本进入长久以来为公有制经济垄断的行业，对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的保护，势必应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而李克强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报告内容，其逻辑结构便深刻彰显了这一理念。

　　产权制度是关于产权界定、运营、保护的一系列体制安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产权制度中的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相比公有制财产权，其弱势地位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对明显。而不能将此二种财产权同等对待，市场经济的活力基础便无根基，法治市场经济也将是一句口号。

　　实际上，非公经济财产权的保护问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提出的是“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时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现代产权制度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被提出，其主要特征被描述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十七大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十八大在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时进一步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从宪法的发展考察，1954年宪法第一次提出“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一原则的潜台词被诸多专家解读为，公民个人财产权的保障必须以公有财产权的实现为前提，其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1975年和1978年宪法，则进一步削弱了非公经济财产权的地位。1982年宪法虽然并未提及私有经济，但是确立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1999年宪法修正案虽然提升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地位，但是仍未明确“保护私有财产”的概念。直至2004年3月的宪法修正案，终于将“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写入了宪法。

　　在此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克强的论述再一次提升了非公经济财产权的历史地位，将“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拉平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