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中午，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在回答媒体关于是否会参股国企的问题时，表示“我没有钱，我也不敢。”

近年来，社会上呼吁民营经济“非禁即入”。“非禁即入”在经济学上意指创造良好的民间投资环境，引导民间资本增投资、兴产业，促进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但在现实中，尽管法律不禁止(甚至鼓励)非公经济进入，但民营企业参股国企却很难实现。如制约非公经济发展的一些体制障碍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如垄断)，非公企业进入一些领域很可能会遇到“两扇门”，一扇是“玻璃门”，看着可以进去，真想进去的时候，头上会撞出个大包；一扇是“弹簧门”，刚刚把脚挤进去之后，就被毫不留情的弹出来。

公开资料显示，受国资委监管的113户央企中，母公司层面实现股权多元化的只有8户。这8家央企股东中，也并没有一家非公企业，其股东要么是金融机构、产业基金，要么是地方政府。从国企(或央企)的产权结构来看，即便非公企业能侥幸进入，也只能游走于“边缘”，与国企的“徒子徒孙”合作。

事实上，即便是配合《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国资委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积极引入民间投资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转变发展方式”。但是，摆在非公企业面前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依然存在。

非公企业入股国企，“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以“川南铁路”为例，尽管有关方面承诺“拆掉弹簧门，打碎玻璃门，打开旋转门”，但研报却显示“川南铁路是不赚钱的”。这意味着，非公企业投资的只有不赚钱的项目。如此，在寡头垄断之下，非公企业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从过往经验看，这样的担忧并非多虑。比如，浙江金温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股份制铁路，由著名学者南怀瑾出资与当地政府和铁道部共同修建。但因路网使用权和通路权矛盾不断，车次安排、运行等很难与国有铁路融合，经营一度陷于困境。最终投资方退出，金温铁路收归国有。

曹德旺说“我没有钱”，那可能是矫情或无奈之语，“我也不敢”才是大实话。“它的本钱太大，我的太小。它说要增资100亿元，我能占多少股份呢？”曹德旺打了个比喻，“你抓一头鲸扔到锅里，叫我撒一把盐，但我没有那么多钱买盐。”非公企业的几个亿与垄断国企一年几千个亿相比只是“沧海一粟”，扔进去就毫不留情的被淹没在巨大的资本存量和增量中，即使组建合资公司，也根本没有参与决策的可能性。有投资却无话语权，在缺乏利益保障措施的前提下，非公企业无疑就是待宰的羔羊。

非公企业遭遇的“门”，其中的关键点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显然还需要继续加深。破解“我不敢”参股国企，必须全面落实好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各项政策。各级政府和国企要有敢于自我革命、“动自己奶酪”的勇气，舍得掏出口袋里的权力和利益，坚决打破对民间投资制造隐形障碍的各种门，为非公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松绑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