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着质量好、价格低，刘永好正在向跨国集团正大公司发起挑战。后者当时是中国饲料行业的龙头老大。

　　正在踌躇满志，他突然发现“风向”变了，关于姓“社”和姓“资”的争论激烈起来。

　　“这之前，我是‘优秀专业户’、‘科技下乡典范’、‘致富榜样’，有很多荣誉。但突然间，过去经常来视察的各级领导一个都不来了。”

　　局面愈发艰难，采购、运输、销售很多环节都受阻。刘永好要买原料，铁路不给运。

　　竞争对手闻风而动，开始告刘永好“投机倒把”——由于当时实行严格的票证制度，刘永好根本搞不到足够的饲料票，就不停用鹌鹑蛋和鸡蛋找农民换。有关部门专门警告了他。

　　在那时，“投机倒把”是一个足以判刑的罪名。

　　“当时刘家几兄弟吓得连门都不敢出。”钟光林回忆说。

　　许多个不眠之夜，刘家兄弟们聚在一起，商量出路。他们最后决定把企业交公。

　　刘永好说：“我当时就想，要是把企业交了，还能争取当一个‘开明人士’。”

　　如果这次企业真的交了，那将会是刘永好第二次倒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

　　第一次发生在1979年。他谋划了一笔“大生意”：和生产队合作做音响，生产队出厂房、资金，自己出技术。

　　在“下海”一事上，他堪称早起的鸟儿。

　　听说能赚钱，生产队长很高兴。眼看要投产了，但队长转念一想，觉得事情复杂，要报告大队书记。

　　大队书记说这事可不得了，要报告公社。

　　刘永好用板车拉着样品去找公社书记。很多小孩跟在后面看稀奇。

　　书记听他介绍完，停了有一分钟，突然反应过来：私人跟生产队合作？绝对不准！你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刘永好恍然大悟，他确实是早起的鸟儿，只不过起得太早了一点。

　　“要是当时让我搞成了，也许后来可能就不是李东升，不是TCL、长虹了，是‘新希望电子’了。”

　　历史并没有重演，那一晚，面对刘永好弟兄交出厂子的想法，县委书记钟光林没答应。

　　“我当时说，把厂子交给我做啥子？按照国营那种搞法，搞不好半年就死掉！你自己搞嘛，我支持你！”

　　钟光林说，他当时就不相信改革开放错了，不相信国家会走回头路。

　　刘永好点点头回家了，决定咬牙挺下去。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

　　消息传到成都平原。刘永好找到一篇文章，猛读起来。文章的题目是《东方风来满眼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