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中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只要把经济问题搞上去，一切问题就都能解决，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个政党，特别是长期执政党，必须把经济搞上去；但经济搞上去之后就确保无虞、地位巩固了？没那事。因为党的问题成了一个单独的问题。从这一角度讲，对政党如何进行研究，显得格外重要。

　　现代意义的政党是西方的产物，对中国人来说政党是舶来品。西方政党产生于间接选举的民主政治，但中国共产党不是，其产生的环境是封建专制制度。

　　马克思主义者有创造性，他们看到政党这样一种组织，就产生了联想：政党可以用来组织民众，那为何不先建立政党，把民众组织起来，推翻专制制度，回过头再建设民主政治？经过在实践中检验，苏联成功了，我们也成功了。

　　但是，逻辑颠倒了，不是先有民主政治而后有政党，而是先有政党。政党也不是把民众连接到公共权力，而是要和当时的所谓公共权力也就是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要推翻它。因此，这种政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领导人民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党。但是，一旦取得政权，权力回到人民手中，人民成为政权的主人，政党就又要回到怎么让人民当家做主的位置上。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就在于它有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所有的优点和缺陷都由此而产生。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之所在。

　　革命自有一套理念，还由此建立一套机制，存在特殊的运作方法。1949年执政后不仅不可能将一整套搞革命的东西扔掉重新来，而且往往产生一种惯性。我们直到2002年才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讲到，党的历史定位发生深刻变化。概括起来有两大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此相应，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这两个转变是把握中国共产党基本特点的“钥匙”。

　　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同样重要，某种意义上绝不亚于前一种转变。

　　政党是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的桥梁，居于中间，不是说一建立就自然居于中间，在实践中是一种力的平衡。一方面，公共权力对政党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由公共权力自身的特性决定的。作为集合的权力，任何组织、个人都想获得，从而放大自己的能量。但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是民众，要掌握公共权力，必须获得民众的足够支持，必须体现民众的愿望和诉求，民众的利益进而构成对政党的强大约束。一边是约束力，一边是吸引力，当两种力大体均衡时，政党才居于中间。

　　计划经济的特性恰恰是它事实上否认人们对利益的追求，由国家来把民众吃喝拉撒睡的需求统起来。没有民众诉求，自然没有对政党的约束力，而公权力对政党的吸引力依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就会被公共权力“吞噬”，变成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就会变得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

　　只要把满足人们的正当利益追求作为前提，就必然走向市场经济，因为利益通过交换来实现。人们有了利益诉求，不单是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培养了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公民社会。有了公民社会就有了民众诉求，民众诉求越来越大，对政党产生强大约束力，政党开始从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回归到民众和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这一过程就叫做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的转变。

　　如果看到这种趋势，主动适应，回到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政党就可以在变化之中依然控制着大局。反过来，如果看不到趋势，那么，当公民社会力量逐渐增强时，政党很可能会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