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

　　纵观过去100年，中国真正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经济的时间也就是1927—1937年，以及改革开放这30多年，其余时间都在解决由经济成长带来的问题。

　　经济成长这50年企业家都很会做，上世纪30年代，民营企业和海归企业家已经能够创造业绩把跨国公司打败。但另外50年，民营企业家总是在做被动的选择题，就是要在选择市场和产品同时，还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什么样的政治领导人，而西方只做一道选择题，另外一道交给民主、宪政和法治来解决。

　　过去百年，我们的民营企业家都是怎么选择的呢？非常有意思。

　　第一种选择是张謇。张謇是状元，在体制内做得很好，最后回到家乡办实业，深刻卷入了当时的维新改革，甚至在袁世凯政府也当了部长。但是他的企业做得很好，在南通办了几十所学校，大生纱厂也是全国首屈一指。张謇超级有理想，因为他自己几乎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也没有什么家当。

　　第二种选择是卢作孚。30年代他在重庆的社会理想非常大，他说我的理想就是“要仁得仁”，我需要为社会做事情。在1949年以后，“三反五反”运动给卢作孚造成巨大伤害，卢一手拉扯大的一位苦孩子，举报卢作孚腐蚀共产党干部。卢作孚是在政治转换中不能适应，于是选择离开。

　　还有一位民营企业家叫荣毅仁，1956年，毛泽东点名对荣毅仁说“你是中国头号大财团，要带头”，于是荣毅仁把一切都捐献给国家，表示要把所得利润以投资企业和购买公债的方式，用来支援国家。于是，荣家这样一个本可以参与跨国竞争的大财团不复存在。

　　今天，我们看到了历史正在重演。在座很多优秀企业家正像当年的张謇一样；我们也看见了荣毅仁式的身影；我们也看到一些民营企业家积极地办理移民，试图用钱换取另外一种安全。

　　未来，该怎么选择呢？“十八大”后新的领导集体，在两件事情上给我们传递出非常准确的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要界定清楚政府和企业的边界，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要管住政府那支闲不住的手，不要在企业家的怀里乱摸。

　　第二个信号就是要依法治国。一切要循着宪政和法治的渠道，规范和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为未来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一个持久的法治和宪政基础。

　　由于这两件事情给出积极的信号，我们今天可以有信心地说，未来50年中国民营企业可以像柳传志说的，能够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们之前总跟柳总开玩笑，说很多企业家之所以看别人进洞房自己高潮，是因为洞房里动静太大。我们对别人洞房的事儿兴趣不大，就希望动静小点，让民营企业家创新的声音大一点，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大一点，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国家社会才会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