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知识越来越完备。在任何领域的创新都需要团队合作。一个发明家在自家阁楼里鼓捣出来的东西，已经很难震撼世界了。现代科学研究早就已经过了一个教授带着两三个助手就能完成发明和发现的时代。任何一个运转良好的实验室，对内需要大规模的合作与沟通，对外则要面对各利益相关方。科学研究的前途甚至比新产品、新服务的市场前途还要不确定。发现某个研究方向的价值，说服整个团队往这个方向前进，遇到问题及时调整，同时还要游说政府、企业等资金方提供持续支持。

　　社会领域的创新也是如此，一个慈善项目想要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参与，无论是公关、管理、游说，都需要企业家精神。

　　短短30年间，中国的民营企业从零开始，以40%的社会资源，完成了60%的GDP，承担着80%的就业。企业家们已经是这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砝码。建国前30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现代化的进程都被打断了。而后30年，城市化与现代化则被大大压缩。上一轮现代化中两代企业家完成的蜕变，现在几乎被压缩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问题是，中国的企业家们做好了在一定程度上领导这个社会的准备了吗？

　　企业家们最重要的能力是说服。说服人们相信你所画下的美好蓝图，说服人们自愿跟随你前进。企业家除了要相信自己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更需要以企业家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价值。七八十年前，我们的前辈们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他们更以实际行动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理念，并获得了社会的尊重。现在，轮到我们思考，该如何实现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

　　企业家精神是当下所稀缺的，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最需要企业家精神的课题。这不仅需要领导人发现目前体制所存在的问题，还需要他们能在目前价值如此多元的社会里，团结起足够多的共识，甚至在体制内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以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最大的企业家精神。他的“50年不变”，“不争论”，就是在妥协，在动员，在说服。

　　而这都是企业家们最擅长的领域，远见、规划、管理、组织、协调、说服、动员、妥协。以国情而言，如果不把我们这些才能贡献给社会，仅仅是拿出一些钱来做“慈善”，谈不上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

　　所以，企业家对社会发挥影响力，真还不能向学者、明星学习。企业家向社会输出的正能量，恐怕就是现代的管理制度、组织机构、沟通技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投身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以推动他们认为有价值却不太可能挣钱的事业。在这些事业中，企业家们能做的就是发挥我们在组织、动员、说服上的经验，为“社会资本”存款。

　　企业家做公益项目，在管理上就要以企业的标准衡量。企业家们自己相互组织，更要走出乡党的小圈子，从农业社会的地缘亲缘所维系的熟人关系，转变成以共同职业、理念和使命为纽带的组织。因为企业本身就是以理念和使命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而企业家组织本身，更应该明确这个组织绝不能仅仅是“搞关系”、“盘资源”的平台。

　　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门前，有一个阿特拉斯雕像。这座雕像落成于1937年，当时，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在西方刚提出不久。托起天堂的巨神阿特拉斯，是纽约的企业家们的自我期许——我们就是承载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巨人。从安-兰德开始，美国社会建构起一套有关企业家的英雄叙事，这套思想的源头来自于熊彼得：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破坏才是创新的来源。而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因为这种英雄叙事和道德勇气，才使得美国的企业家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到各种公益事业中去，并赢得社会尊重。

　　有这样的自信，有这样的自我期许，企业家才能对社会形成更大的影响力。企业家们不仅仅为社会提供就业与财富，企业家精神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道德勇气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与努力，更意味着在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领域发挥企业家精神，去促使那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改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