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改革与革命不断出现的历史。

　　从历史来看，中国改革事业是延绵不断的，有几次重要的改革，比如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为秦国崛起乃至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提得不太多的一次改革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在王莽之后，南北朝时期有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孝文帝改革之后，又有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改革。明朝张居正的改革，从1572年到1582年，共十年。比较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法是清末光绪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但变法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而最近的一次改革是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开放。

　　很简短回顾了一下历史，粗略讲，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每隔四五百年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在这些改革中，只有商鞅和秦孝公变法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其他全失败。

　　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拉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序幕。这两场改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但是，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成功的革命。

　　这些改革中，为什么一头一尾成功了？我把成功的改革叫做“突破型的变法”，把失败的变法叫做“修补式的变法”。历史上的变法和改革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突破型的，正因为敢于突破，所以成功；另外一类是修补型的，正因为目的是修修补补，所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没有办法获得成功。突破型变法成功的原因在于采取增量改革的方法，突破现有体制，使新生力量涌现出来，而这些新生力量就是抗衡守旧派的生力军，依靠这些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推动技术，对现有制度形成突破，建立新的激励机制。这实际是用经济学的方式分析历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结合。

　　制度变革的意义就是使社会变得更加有效率。制度的作用就是调整人们的激励机制，使得古代乃至在现代中国产生更高的效率。中国古代社会生产资料中有两种是最重要的，一是土地，一是人。如果土地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益，如果人能够有更高的生产率，那么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就会走在其他国家前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就可以增加，于是达到变法者所设想的富国强兵的目的。到了现代，资本变成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技术和创新对生产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总资源量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增加社会总产出，把蛋糕做大，就能够实现在变法过程中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也就可以把变法变成一个双赢、多赢的博弈。

　　制度变革到底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还是双赢、多赢，决定了变法的成败。如果改革和变法仅仅为了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会有些人受益，有些人受损，受损一方或者受损的多方对变法会是什么态度？抵制、阻挠。如果变法可以使社会上所有的人(理论上所有的人)受益，那么对于新制度、新政策的阻力会大大降低，会使得制度生根固定下来。

　　变法和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就是能否给全社会带来收益，能不能够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从中受益。要使所有社会成员从一项改革中或变法中受益，变法必须能够增加社会总产出，增加社会总财富，而为了增加社会总财富，在资源总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变法必须能够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一逻辑是我们理解历史上变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

　　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不变的情况下，要使蛋糕做得更大，必须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变法一定要以提高效率为目标，而不是简单的利益重新分配，利益重新分配会激起利益受损方的阻挠，变法成功性就会大大降低。

　　商鞅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这是他们的成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其他的变法并不是着眼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仅仅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遭到各方面的反对，最后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