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反对“在商言商”论，王瑛女士一度成了新闻事件的主角之一。我与王瑛有一定交往，很能理解她的主张。

　　王瑛的核心观点是，当下中国需要公民企业家。不过，她对公民的界定十分平实。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们提到公民，总是将其高调化，比如，一定要参与维权，或者从事社会公益。王瑛指出这样一种现象：我们身边的一些企业家朋友，大家一起搞协会、做公益，一起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会觉得他很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但如果我们有机会到他的企业里去，尤其是和他的企业有更深交往，可能会发现，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还是一个小皇上。

　　王瑛心目中的公民企业家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对外应该遵守法律，对内应该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做事，讲求契约精神。企业里能够有这样一种意识，企业也就成了公民的训练场。

　　每次，我在微博上转发王瑛关于公民企业家的论述，都会略作修改：把“公民企业家”改为“君子企业家”。

　　古人所说的君子，其实包括今天大家所说的公民之全部内涵，而比其更为宽泛、丰富。《大学》说，君子修身之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参与公共生活。如此积极参与各个层级公共生活的君子，不是公民，又是什么？儒家特别关注君子、小人之别，其实也就是在讨论私人如何成为公民。

　　君子可以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在现代社会，最可能成为君子的人，也许正是企业家。因为，企业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组织形态，企业家的社会角色天然地要求他们成为君子。当然，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企业家都成为君子。

　　同样是创办企业，完全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种企业家成为小皇上，另一种成为公民企业家。两者的区别何在？在于自觉。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君子、小人之别就在于省或不省。

　　有了这样的自觉，才能成就公民君子型企业家。公民君子型企业家最为基础的自觉，是对人人皆有之仁的自觉。企业家如果具有足够的仁心，就会把员工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对待，尊重员工的人格和权利。员工确实是企业家雇用的，但员工跟企业家终究是从事同一个事业的伙伴。公民君子型企业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自觉地把自己置于与员工的伙伴关系中考量，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只有当企业家有了这样的自觉，才有可能建立起健全有效的企业制度。很多人可能会说，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做公民型企业家不切实际。企业身处不同的行业，员工的文化素养、习惯千差万别，这在一定程度上都会约束企业家的追求。但是，只要企业家有这个意识，愿意把它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多坚持一下，就可能得到意外的惊喜，甚至会成为企业里一种特别的凝聚力。

　　每个企业都存在于具体的时间、空间结构中，也由特定的要素组合而成。企业家必须为自己的企业创造独特的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塑造企业鲜活而充满个性的生命。而发现、创造这样的制度，需要企业家的高度自觉，尤其是仁的自觉，即把员工当成人对待，观察其构成，探究其需求，据此构建出合理而又合情的制度。

　　至关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员工的心智是健全的，有可能从私人成为公民。得到企业家尊重的员工会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从而关心企业的公共利益，并积极参与企业的公共生活。由此，企业就不只是企业家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组织，而变成了一个公共组织。

　　员工在企业中的公民训练，有助于他参与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中的公共生活。比如，一个企业公民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社区公民，或者国家公民。公民的品质是相通的。因此，君子型企业家不仅能够塑造员工，更能塑造健全的国家公民。而塑造了公民，其实也就推动了社会转型。

　　企业家的状态对国家的状态具有重大影响。在现代社会，人们每天的大多数时间是在企业中度过的。企业塑造着大多数国民的心智。企业家决定着国民是君子还是小人。企业家群体中若多君子，就可养成众多民众为公民、君子。企业家群体中若多小人，社会上也就充斥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