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星期天。荆文斌带着他一个教了5年的孩子，出现在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附中2014年招生考试考点。这是他教的第六个希望踏上艺术之路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

　　不是科班出身、一把拉了十几年的二胡、没有安居之所和教学场地、甚至不收学费……

　　然而，荆文斌8年教了近百个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学音乐，并已有6人考上了相关专业的艺术院校。

　　让他们更加自信

　　“这个孩子上6年级，跟着我学5年二胡了，现在专业二胡8级，希望这次能考上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附中。”在考试开始之前几天，荆文斌不停地给孩子鼓气，他自己也有这个信心，因为他觉得，只要用心、努力，总会有回报。

　　春节之前，为了让孩子锻炼大舞台表演的经验，荆文斌四处找人。“以前因为‘扰民’挨打我都没主动找记者，这次不一样，孩子总是闷头练习，不上大舞台，一是没舞台经验，另外太枯燥了，孩子的积极性、自信心也会受打击。”

　　最终，在媒体的持续关注下，荆文斌带12个没有漂亮演出服、带着一丝青涩的孩子登上了杭州剧院大舞台。

　　他们演奏的是《欢庆锣鼓》，笛子与二胡合奏。奏乐响起，荆文斌舞动双手，指挥节拍。杭州剧院内1600多个座位瞬间安静下来，而节目结束后掌声如潮，一波接一波。

　　荆文斌是辽宁营口市人，1964年初中毕业后去当兵。1970年，荆文斌转业到营口造纸厂当钳工。2003年，就在荆文斌马上要退休时，造纸厂倒闭了。

　　荆文斌说，当了30多年工人，他几乎没积蓄，丢了饭碗就要饿肚子，必须尽快“自谋职业”。这时，一个远房亲戚让他来海宁摆地摊。但不出两年，海宁因为城市规划禁止摆摊。

　　2005年正赶上城市大开发，海宁到处都是工地、工人。荆文斌和老伴在硖西社区附近的工地旁搭了个帐篷，开了一家小饭馆。开小饭馆期间，他也手不离笛子、二胡，时不时来上一段。

　　好景不长，工地陆续竣工，荆文斌和老伴又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一闲下来，荆文斌有了大把时间拉二胡、吹笛子。2005年底，附近一个邻居听到后，就让荆文斌给她女儿当音乐老师。荆文斌说：“孩子跟我学了一天，第二天又带来一个同学。”他的第三个学生，是附近修车师傅的女儿。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孩子跟着荆文斌学音乐了，他的第一批学生有13个，全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孩子们一到周末和寒暑假就来跟我学，能做我喜欢的事就很高兴了，从没想过收钱的事。”荆文斌说，但现实总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

　　被误解的滋味

　　没有固定场所，荆文斌就带着孩子们在小区空地上练。“孩子们刚开始学，南腔北调啥都有，‘扰民’啊，到处被人赶。”公园里、小河边、大桥下，换了20多个地方。下雨天他就把开大排档时的尼龙布拿出来，四个角绑在四棵树上，中间支个木棍就是临时教室。

　　有一年冬天，有个小区居民直接往正在练习的荆文斌和孩子身上泼了一盆冷水，孩子的衣服都结冰了。有个学生家长说，实在没地方去，干脆你们去蒙努大桥下面，那里没人管。

　　不料，最激烈的冲突就是在大桥下面发生的。“起初是附近小区里的人，还是说我们扰民，但我觉得这是公共场合就没走，他们就拿西瓜皮扔我们。”

　　这时，海宁市有关部门通知荆文斌，没教师资格证非法办学。他说：“我一不挂牌、二没招生，还不收钱，都是家长主动送来的，怎么算违法办学呢？”

　　事情过去后，有关部门还帮荆文斌联系了一所私立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结果被嫌弃太闹腾，荆文斌又和学生们回到了大桥下。

　　被人赶、被人骂的滋味不好受，荆文斌也挺过来了，没想到2009年他决意离开海宁，竟然是因为学生家长。

　　2007年，荆文斌的大排档彻底关了门，就靠妻子给袜子剪线头、贴商标过日子。一双两分钱，一个月能挣千把块钱。“她早上8点起来拿起剪刀就干活，一直剪到晚上11点，最后一年下来她小腿浮肿，下床都困难。”

　　看见老两口忙不过来，中午吃饭前后休息时，孩子们也都上阵帮忙。家长一知道这事就误会了。他们以为荆文斌中午不让孩子回家，是为了帮忙给他粘商标。

　　“家长们一到中午就接孩子回家。”起初，荆文斌也没在意。后来有几个孩子说漏了：“不跟你粘商标了，我爸妈说我们家还有活呢。”

　　说到这，荆文斌情绪有点失控，两个眼眶通红，眼泪在里面打转转儿。

　　“他们就没想到，我一天天教孩子可从没收过一分钱，这么难我还坚持不走，除了我自己喜欢音乐，还不是为了教孩子？”

　　知道“真相”后，老伴哭着问荆文斌：“你说你在这到底为了啥啊？你为孩子，可家长理解你吗？咱走回家吧……”

　　荆文斌想了想，一狠心带着老伴就回了辽宁老家，那天是2009年4月10日。

　　雨过天晴

　　第二年春天，家长又给荆文斌打电话，让他回海宁带孩子，他们想考杭州的一家职业艺术学院。

　　“当时气儿早消了，而且这事跟孩子没关系，毕竟他们是天真单纯的。”没听老伴的劝，荆文斌又回来了。

　　这回家长也想通了，既能学东西，还给看孩子，荆爷爷不容易啊。“他们就根据自己的心意，每个月有的给100元、有的给200元，还有几个日子实在紧巴了，就好几个月给一回，只要够我过日子就行了。”荆文斌说。

　　生活问题解决了，但还是找不到固定的场地。2012年春天，浙江《经视新闻》的两个记者找到了荆文斌。“不信海宁这么大，就找不到个孩子学音乐落脚的地方。文化宫、社区、村委会找了个遍。”

　　最后，海宁卡森集团一个陈姓副总终于松了口，“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教室，原来是他们的仓库，给腾出来两间，一直用到现在，水电都不收费。”

　　2011年，上海一个制笛子的名家周林生看到荆文斌的故事，委托一个弟子把一套自己亲手制作的笛子辗转交给了荆文斌。“他的弟子又送了我一套，我现在笛子是不缺了，就是不舍得用。”荆文斌哈哈地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