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老乡融入深圳体面生活

　　没有权利的实现，就没有人格的尊重，这是邱兴堂接受采访时，经常在嘴边提及的一句话。正因为生活在基层，与老乡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当自己已经被深圳这个城市接纳时，邱兴堂的梦想更大了。他希望改善老乡群体的生存境遇，让他们找到立足深圳的渠道，让他们也能感受到生活在深圳，是体面的、是有尊严的。

　　“老乡们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如果我不能改变什么，我至少要让他们看到希望”。在邱兴堂经常处理的纠纷事件中，如果老乡受了欺负而没人买单，邱兴堂只能自己先垫上，比如送人去医院、垫付医药费，拿出几百元先行赔付等。邱兴堂认为，一个老乡的悲惨遭遇，会让其他人产生联想，进而形成群体事件，如果不能现场解决问题，邱兴堂也努力让老乡看到希望。

　　流动党支部，给了邱兴堂一个融入深圳的平台，然而，因书记身份而产生的苦恼也不少。邱兴堂说，为了维稳，他经常自掏腰包解决当务之急，很多本不属于流动党支部协调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从政府主管部门转移到流动党支部。邱兴堂说，作为流动党支部，主要的工作是党员管理，但现在，社会管理的任务已经远远超过了党员管理，这给他的工作增加了不小的压力。

　　“我希望流动党支部的社会管理职能，能够向综治办挂靠”，邱兴堂说，因为缺乏“政府背景”，他出面协调纠纷时，往往遭遇老乡的质疑，而在同政府协调相关事务时，他也面临“体制外”的尴尬。“很多时候，我只能依靠同情和理解，还有我个人的热情来开展工作，这似乎不是长久之计”，邱兴堂说，如果有一天他的经济状况不佳，需要花更多时间谋生，他希望流动党支部的运行，还有制度可以保障。

　　-声音

　　实话实说，我是来深务工大军中的幸运儿。

　　作为达州老乡的“代言人”，除了我自己的幸福，我更希望改善老乡的生存境遇，让他们找到立足深圳的渠道，让他们也能感受到生活在深圳，是体面的、有尊严的。

　　——黄贝岭辖区四川达州流动党支部书记邱兴堂

　　记者观察

　　流动党支部管理边界应明确

　　同乡村里的流动党支部，无疑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因社会管理创新而生，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责。从大巴山里来到深圳“淘金”的邱兴堂，如果没有流动党支部的设立，可能与其他外来务工人群一样，依然悄无声息地谋生于城中村内。但正因为这个社会管理的创新举措，邱兴堂得以从一位普通的外来劳务工，变成党支部的带头人和1万多老乡的维权代言人，并有机会与这个城市的主政者接触。

　　邱兴堂的成功，用事实证明，发挥流动党员的带头作用，以老乡特有的亲近感进行管理，能够有效化解外来人口与这座城市产生的摩擦，让许多大的危机化解在萌芽状态。然而，正因为邱兴堂的成功，流动党支部的定位和作用，似乎正在发生变化。记者采访过程中，邱兴堂多次说到，他的工作只能依靠个人热情，维稳技巧，以及他人对老乡情的认可。但流动党支部维稳的成功案例越多，一些本属于行政部门管辖的事件，也越来越多的堆积到这个小小的流动党支部。获得了众多荣誉的邱兴堂，很难拒绝相关部门的维稳需求，但如果事无巨细大包大揽，邱兴堂的精力也迟早会跟不上。

　　记者认为，充分发挥流动党支部社会管理功能的同时，应该明确它的管理边界。一些适合党支部书记出面协调的工作，应该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主管部门进行合理地引导。对于一些有着明确管理主体的问题，相关行政部门也不能推卸责任。只有对流动党支部功能作出清晰而明确的定位，才能确保这个社会管理创新的组织，能在一个合理空间内，发展壮大并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