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数字经济改变全世界产业格局，数字经济领域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增长点，成为撬动全球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杠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对数字经济领域的政治站位、责任使命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经济领域的党建工作“抓什么”“怎么抓”以及“如何抓出成效”，成了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特邀嘉宾：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副教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理事  雷强

　　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  邱巍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张彦

　　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杭州市数字经济综合党委书记  夏积亮

　　传化集团党委书记、高级副总裁，杭州市两新党务工作者协会会长  陈捷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陈荧平

　　A在数字经济领域抓好党建工作有哪些重大现实意义？

　　雷强：我认为要把握好三方面的重点。一是“把方向”，数字经济原本是经济学的概念，而我们党建工作则是要实现数字社会主义，一位美国学者曾希望美国的数字资本主义能够超越自身，进化成数字社会主义，但事实上在美国的环境下并没有实现，而这个超越会在中国实现。当前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正是以太平洋为界的东岸与西岸，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对岸的经济活力明显减弱，因为他们“有智无慧”，没有像我党一样的执政党把好方向，因此我们要实现数字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让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共同携手，积极把握机遇，增强经济活力。

　　二是“增能量”，党建工作的一个重点是努力将优秀分子发展成党员，去引领和推动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向上发展，以力量的层层攀升，实现党建赋能发展，这种赋能并不是个体的赋能，而是9000多万党员带领着14亿中国人民共同努力和开拓所赋予的发展能量，而我们正是通过党建融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能量场，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在多个场合谈到“这就是中国的磅礴力量”。

　　三是“获‘红利’”，党建工作带来的“红利”并不仅是经济发展带动企业自身提高实际收益，也不仅是推动某个区域越来越繁荣，还会叠加“人才效应”等一系列的利好。以浙江为例，全国不少党政机关干部从浙江走出去后都走上了更重要的岗位，其中既懂数字经济又懂党建的不在少数，在未来，这样的干部将更有作为，这是新时代“人才效应”的一个风向标。同时，数字经济领域的智慧党建如果抓出成效、形成经验，可以更广泛地推广和运用到传统领域，并以此推动全国各个领域党建工作的整体转型升级，这也是未来值得我们去破解的重要课题。所谓“双强”，在当前的语境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双向增强”，数字经济强，智慧党建强，二者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B数字经济发展在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有哪些突出优势？

　　张彦：要解读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理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双重含义，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了“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2020年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提出了新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应该将两个重点相结合，立足于社会治理本身，同时顺应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和进程，再回归到数字经济如何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命题。现代化城市在飞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城市的能级不断变化，数字经济赋能的状态在不断迭代，其中包括了我们对关于发展和治理的核心技术的路径依赖，逐渐摆脱传统模式的期间也在经历着“阵痛”，但这样的发展趋势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期待的一种回应、一份答卷。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时代新的描述，数字经济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优势展现在以下四方面：首先是理念，由于发展快、能量强、影响力大，数字经济发展在“倒逼”社会治理理念的变革，特别是数字经济对人们生活方式动态性、复杂性的改变；第二是体系，当前社会上出现的诸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都在以数字经济的形态表现出来，这使得人们的生活形态产生了新的变革，同时也要求数字经济在体系上是协同的、整体的，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助力的是全新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第三是方式，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更多的还是“人”的治理，靠经验、靠体会、靠判断，而现代数字经济技术的加持和助力，强化了社会治理的精准化、全面化和预判性，特别是针对重复性议题的出现，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当前社会治理的技术和方式提供了很大帮助。最后，聚焦到社会治理的目标，基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数字经济发展在助力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更能体现人民的要求、愿望和满意度。

　　C近年来，杭州提出“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的目标，请分享一下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杭州经验”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夏积亮：近年来，杭州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坚持“先行一步”，这得益于全市良好的产业发展形态，更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对杭州的关心关爱，2016年G20峰会期间，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发展数字经济。而早在2014年杭州就开始了探索，当时我们提出“信息产业化”和“产业信息化”的路径，到2018年我们又提出了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数字化”的“三化融合”以及“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的目标，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杭州的数字经济交出了一份靓丽的答卷——数字经济连续21个季度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2020年数字经济在全市的经济总量占比达到25.5%，数字经济产业总量会超过12000亿元，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超过50%。

　　通过这份成绩单，我们最大的感悟是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是要立足“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数字化”三条路径。其中“城市数字化”一方面是要通过数字技术为城市治理提供各种可能性以提升更多实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则是通过一批场景的开放推动技术的发展，形成合理的、良好的产业模式，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对于这两方面，杭州深有体会。过去几年杭州被称为“电子商务之都”“移动支付之城”，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又加快推出了“城市大脑”“健康码”等超前技术，其实这就是数字经济的一种应用场景，开放了诸如这类的场景，技术就能得到进一步革新，更多新生的企业就找到了发展的空间和路子。同时，这类技术在杭州的应用获得成功经验后，该模式可以向全国乃至全球输出，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发展，这对数字经济产业的整体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D与传统领域党建工作相比，数字经济领域的党建工作有哪些特点和难点？

　　邱巍：数字经济领域的党建工作区别于传统领域有三方面的变化最为显著。一方面是基层党建的维度。传统党建工作的维度是“组织”和“人”，数字经济领域则加入了“数字”这一维度，而这三个维度置于数字经济党建工作中都产生了明显变化：在组织层面，对于传统经济领域如实体经济、传统制造产业，组织是一个刚性的、边界很清晰的、可以形成“产业链”的结构，而数字经济领域的组织边界则是软化的、不清晰的、可以形成业态“生态圈”的结构，组织形态就有很大的不同，这也造成了党建基础的差异。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建要求“组织建在连上”，这就意味着每个基层组织包括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都要有党组织，但是当这个基层组织是一个随机变化的组织时，“组织建在哪儿”就成了一个难题，这就是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等新业态领域的企业形态的变化，给传统党建工作所认知的党组织的“金字塔”组织形态带来了冲击和挑战。

　　另一方面就是“人”的变化。数字经济领域的从业人员呈现明显的年轻化、高知化的特征，这与传统经济领域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年轻的从业者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从懂事起就在“刷手机”，这和以往的几代人都不同，他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和认知模式与传统党建所涉及的层面都不一样，由于接受度和涉及面的不同，传统党建所采用的工作方式要在数字经济领域从业人员中继续发挥作用就会碰到很多困难。

　　此外，“数字”这个新维度的增加给新时代的党建工作开展带来了更多的空间和可能，也带来了更多有利的技术条件，并解决了传统党建的很多问题，例如过往党员的跨省组织关系转接难度很大，没有开放更畅通的档案转接渠道，是因为信息安全性和保密性无法保障，而数字经济领域为此议题提供了大量的技术选择，如利用区块链可追溯不可修改的特性等，都可以保障组织关系的转接是安全的、稳定的；又如传统缴纳党费多是以现金支付，而现在的支付手段也变多了。但同时，数字经济领域也给传统党建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挑战，这个领域很多活动范围是在线上的，是虚拟形态的，而传统基层党建强调的就是“面对面”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在虚拟环境下，党的组织和工作如何实现覆盖、渗透和延伸，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可否认，数字经济不仅将经济发展推进到一个新时代，也将传统基层党建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针对数字经济党建的特点和难点，请分享一下您抓该领域党建工作的经验和启示。

　　陈捷：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传统产业和处于其中的企业，触动和影响是很大的，像传化集团这样的传统领域企业常常会谈到“转型升级”，这是一个必然选择，而数字化转型则是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最深刻的认识。但是，企业转型谈何容易？我们企业从2012年至2013年期间就开始着手转型升级的战略布局，直到现在“转型依然在路上”，转型升级的一个难点就是“人”的变化，要推动人的观念变化、格局调整最为困难，而这恰好是党组织的作为空间，抓好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党组织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工作抓手。

　　所以，党组织要发挥实质性作用还是要聚焦在企业战略发展的主航道上，协同企业战略发展的要求。我们企业过去以传统制造为主业，现在正在向服务制造业平台转型发展，期间我们招聘了不少来自如数字经济这样的新领域新业态的人才，他们的到来也使得企业的文化、组织基因发生了变化，同时也会带来很多的观念或文化上的“冲突”，这就要求党组织发挥好思想牵引和文化引领的作用，协调和解决这一系列的新矛盾，这中间可以产生大量的必须由党组织来完成的工作。另外，党组织必须坚定地站在助力企业转型升级的立场上，包括根据企业所涉及的业态的变化、人员构成的变化、队伍特征的变化，去建立多元化的党组织，推进差异化的企业管理以及运营体系和政策设计。可以说，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企业的经营模式，也在转变基层党建的传统做法，这都有助于我们传统领域的企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

　　陈荧平：在我们看来，要评价这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党组织，或者一个党组织是否有效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优秀员工中党员的占比。在聚光，我们党委从2012年成立至今，将优秀员工中的党员占比从18%提升至37%，能实现这种突破最关键的一点，正是聚光党建形成了适合自己企业特征的一套较为完善的机制：首先我们打造了聚光“红色传感”党建品牌，助力企业的经营发展，这是党建工作最重要的立足点，并且积极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服务员工、凝心聚力，这是基层党建的长项之一，同时，要将党建设置为一项项具体的工作，才能达到“化虚为实”，解决党建工作“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

　　其次，我们创新推行“双领制”，将原本支部书记被推着抓党建逐渐转变为主动作为、积极作为，例如现在集团所有的重要的文化活动开展、社会责任履行都是由各个支部独立或合作完成的，并坚持每个月开展一两场活动，持续不断地提升党组织的影响力。2016年，我们还推出了“双积分制”“1+X”的考核制度，将党员在集团内或社会上参加或组织的所有活动进行赋分累计，党员在关键项目和难点攻关上的表现也是他们的赋分项目，这有效地激活了支部的活力和党员的动力，同时我们开发了一个积分台账系统来评核优秀党支部和优秀党员，这些制度的设立都推动了党员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真正营造了一个比学赶超、创新争优的发展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