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在中国首传马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最早提出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昭（zha oˉ）示了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促成国共首次合作；

领导北方工农运动，是北方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

首倡党抓武装的军事思想，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关心、培养青年，为我党培养了大批青年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等。

童年岁月

李大钊的童年是孤苦凄凉的，他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唯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这个祖父就是李如珍老人，李大钊自幼就受到了李如珍良好的家教，为他以后的学习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含愤东渡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李大钊在1913年冬天，远渡重洋去日本求学深造。在日本，他广泛阅读了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为他以后在中国开展革命工作奠定的基础。

五峰情深

五峰指的就是昌黎的五峰山，李大钊一生曾八上五峰山，在那里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许多著作，李大钊把昌黎誉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红楼星火

北大红楼，是李大钊生活、工作、战斗的地方，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场所，李大钊就是在这里播撒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让革命的烈火在神州大地雄雄燃烧，为中华民族照亮了前进的方向。

五四旗手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李大钊正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带者之一，他连续写下了《山东问题》、《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等文章，为五四运动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开天辟地

1983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李大钊烈士碑文》就明确指出：“李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和陈独秀南呼北应，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历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

国共合作

李大钊是国共首次合作的重要促成者。它不仅积极倡导，而且身体力行，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坦诚的态度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成功的促成了国共首次合作，这在历史上也被誉为“巨人的握手”。

赤旗世界

李大钊在中国打一个系统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向全人类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纪念馆的主楼，主楼的建筑风格融民族特色与现代建筑格调为一体，由黑、白、灰三大色系组成，朴素、简明、大方，体现了李大钊同志的精神风范。

来到38级台阶，这38级台阶寓意了李大钊一生走过的三十八年红色人生历程，向上可以看到一个玄关造型的大门，雄浑、厚重，它有着取景框的聚焦作用，聚焦观众的心情，聚焦观众的视觉感受。在瞻仰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与大门相呼应的玄关造型，犹如宽阔的肩膀，取意于李大钊生前写下的对联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寓意着李大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勇往直前，矢志不渝。上面镌刻着李大钊生前写下的文章、著作。李大钊一生写下文章、书信600多篇，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鲁迅先生曾说：“他的遗文将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瞻仰大厅中央矗立着李大钊的立式汉白玉雕像，雪白的汉白玉象征着李大钊同志高风亮节、光照千秋、大公无私、一尘不染的品格。像背后延大厅围墙设计有大型壁画，形象、生动的展示李大钊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

国家危亡  历练成长

李大钊出生的时代正是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帝国主义的蛮横侵略，中华民族的灾难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都在李大钊成长的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李大钊的故乡——乐亭县，南临渤海，背倚滦河，属滦河冲击平原，那时滦河经常改道，水患频繁，给乐亭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所以闯关东，做买卖成为乐亭人主要的谋生之道，尤其到东北经商的人最多，乐亭人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诚实守信在商界崭露头角，创造了“老呔商帮”百年辉煌经商史。这是19世纪末乐亭人在哈尔滨开设的商号，已经是百年老店、老字号。

同时乐亭雅重读书，教育发达，文化底蕴深厚，孕育出被称为“冀东三支花”的乐亭大鼓、乐亭皮影和评剧三朵民间艺术奇葩。他们都已被载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889年10月29日，一代伟人李大钊就诞生在乐亭这方热土上，这是他的出生地： 20世纪50年代大黑坨村的一角。(大黑坨村距离乐亭县城约18公里。)这是当时的李大钊故居。

这是李大钊家四代世系表。

李大钊的祖父辈有兄弟三人：李如珍、李如珠、李如璧。李如珍膝下无子，只有两个女儿，按当地习俗，长门不能没有继承人，遂过继了二弟李如珠的次子李任荣为子，李任荣是李大钊的父亲。

大钊的父亲李任荣聪明好学，写得一手好字，是当时大黑坨村附近屈指可数的人才，这就是李任荣书写的碑文。但却身体羸弱，在大钊没有出生前7个月就去世了。大钊母亲周氏因感伤过度、忧虑成疾，在大钊不满十六个月时也相继去世，不满两周岁的李大钊成了孤儿，靠年近七旬的大祖父李如珍一手抚养长大。

李如珍知书达理、明智博学，他一心想把孙子培养成为栋梁之才。所以在李大钊3岁时，便开始读书认字；四五岁时，开始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大钊6岁进入私塾学习，一共经过了九年的私塾学习，这不仅为大钊打下了良好的治学基础，同时使他对中华文化知识和民族精神有了深一层的理解和认识。

李大钊6岁时读过的课本《锦字笺》，上面有李大钊当时的亲笔签名——李耆年。是李大钊的第一位私塾老师单子鳌为他取的学名李耆年、字寿昌，是希望他能够长寿的意思。

李大钊九岁时手抄的《重译富国策》，是介绍西方富国强兵的一本书，(是由英国人亚当斯密所著)，李大钊读后深受影响，并抄下了其中的洋洋万言。李大钊少年立志，自幼便树立起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正如他在《狱中自述》中所写：“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李大钊故居是由大钊的大祖父李如珍1881年设计监造的，是典型的冀东农家庄户的格局。于1988年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受当地早婚习俗影响，更由于李家家境实际情况所决定，1899年大祖父李如珍操办了李大钊与本村姑娘赵纫兰的婚事。赵纫兰年长李大钊6岁，进到李家立即挑起了家庭重担，她贤惠又有主见，支持大钊求学上进，支持大钊革命工作，是李大钊的贤内助、好伴侣。经过九年私塾学习之后，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堂，永平府所在地是秦皇岛市卢龙县，永平府中学堂是唐山一中的前身。

寻求救国 救民真理

国家危亡的局势、社会黑暗的状况，深深激发着李大钊的爱国热忱，随着学识的增长，他认识到，只有潜心研究政理，才是寻求救国真理，实现伟大志向的唯一正确途径。

所以在1907年的夏天，李大钊怀着再造中华的志向选择考取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有三所学校在招生：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北洋军医学校。李大钊这样写道：“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殊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

在天津法政学校读书六年，李大钊一面刻苦学习，一面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入校后不久，他便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并担任编辑部部长，1913年4月，李大钊负责编辑出版了《言治》月刊，在《言治》月刊上，他经常写文章表政见，“其文章浑厚磅礴为全校之冠”。被誉为“北洋三杰”之一。（李大钊、白坚武、郁嶷）

李大钊初表政见的两篇文章——《隐忧篇》、《大哀篇》。他指出：国家的隐忧，民族的大哀，在民权之旁落，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指出了民权的至关重要。）

在法政学校毕业后，李大钊仍感学识不足，为了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3年冬天，李大钊在好友汤化龙、孙洪伊资助下远渡重洋去日本求学深造。这是在日本求学时的李大钊。

1914年9月，李大钊以优异成绩考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这是早稻田大学校门。

在日本李大钊还结识了在东京创办《甲寅》月刊的章士钊；章士钊对于李大钊以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是李大钊人生中重要的阶段，他阅读了大量英、日文的社会科学著作，并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为他以后在中国开展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5年1月18日，袁世凯企图接受日本政府向其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身在异国，每时每刻都心系祖国的李大钊得知后，忧心如焚，联络留日学生奋起反抗，2月，他代表留日学生总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号召人民举国一致、众志成城，保卫中华民族锦绣江山。他还在留日学生中发起组织革命团体——神州学会，出版发行《神州学丛》，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下台。国内局势依然动乱，各系军阀趁机而起，为了投入国内革命斗争，1916年5月，李大钊毅然弃学归国。

站在新文化运动最前列

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这样写道；“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表现了李大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思想。

1918年1月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后，就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从此，《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个人主办，改为由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共同编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他们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大潮。（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高一寒）

在李大钊北大红楼办公室，李大钊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可以说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全国解放后，1950年5月4日，北京大学师生怀着崇敬的心情，将红楼第一层东端李大钊同志的办公室恢复原样并且辟为“李大钊先生纪念堂”，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大钊著名的对联：“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也是他一生道德文章风格的写照。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正是以“铁肩担道义”为座右铭，身体力行，鞠躬尽瘁，用自己毕生的言行乃至鲜血和生命，实践了其人生的笺言哲理。

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便立即投入到国内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以报纸为阵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他创办《晨钟》报，参加《宪法公言》、《甲寅》日刊、《言治》季刊的编辑工作，在仅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大钊就发表文章近百篇，他的文章观点鲜明，语言犀利，充满着爱国主义激情和激昂的革命斗志，对当时的人们产生了极大的鼓舞。

（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再造》，号召广大青年冲破旧势力的束缚，勇往奋进，创造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李大钊发表的《真理之权威》一文，阐明了自己的真理观：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追求真理是李大钊一生为之奋斗的力量源泉。在《此日》一文中，李大钊提出了“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也联缀，永续无穷”的与时俱进发展观。）

1918年1月，李大钊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

在任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钊认真改进图书馆工作，把北大图书馆从一个封闭的旧式藏书楼转变为开放式的新型现代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场所。在图书馆发展史上，李大钊被尊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之父”（被《世界图书情报百科全书》）   

1920年7月，北京大学决定李大钊在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同时任教授。李大钊又先后被北京其他四所大学聘任为教授，开设新文化课程。

为了进一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创办了一个周期短、政治色彩更加鲜明的刊物《每周评论》。从此李大钊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战斗檄文，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1946年，周恩来在与李勃曼的谈话中说到：“《每周评论》、《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有许多影响。”“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走向社会主义。”

李大钊不仅身体力行参加新文化运动，而且寄希望于青年，他指出“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在李大钊的教育和引导下，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如毛泽东、周恩来等。

1918年10月，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在李大钊的手下担任图书馆助理员，在李大钊的引导下毛泽东思想进步很快，使他逐步由一位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他以后的革命征程奠定了基础。  

193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曾意味深长的说：“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的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李大钊是我的老师”。

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等天津进步青年成立了觉悟社，这是当时觉悟社成员的合影。李大钊应周恩来的邀请曾先后三次到天津的维斯理堂为大家演讲并同周恩来等觉悟社青年进行了座谈，使大家群情振奋，深受鼓舞。

李大钊还十分关心家乡青年的培养和新思想的传播，1919年冬天他和乡亲们在家乡大黑坨利用庙址建设了一座学校，还开设了女生班，开创了男女合校的先河。学校开学之际，李大钊题词：“学校造人才为改造社会；读书为做事不是为做官。”1920年5月，还特地为大黑坨小学聘请了一位女教习，这是为此事所写的信函。

李大钊同志一生艰苦朴素，无私奉献，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他同时代的人曾这样描述李大钊“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苦艰难”， 这是北京大学的一张薪水表，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刚开始每月薪水为120块银元，后到180块，又因为他担任多所院校的教授，每月收入不少于240块银元。毛泽东作为他的图书馆助理员是八块银元，当时一块银元就够一个家庭的普通开支，他完全可以过非常富裕的生活，然而，李大钊家却非常的清贫，不仅如此大钊的夫人赵纫兰还常常因无米下锅而发愁。那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李大钊把三分之二的薪水用在革命事业上，剩下的三分之一又不完全用于家庭生活，还要接济贫困学生和有困难的同志。这是李大钊为北大哲学系学生刘仁静缓交学宿费的担保信。北大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的感动，曾这样对会计科说到：每月发薪时要先扣除李先生一部分，亲自交给李夫人，以免大钊家中做“无米之炊”。

李大钊不仅用先进的思想引导青年，用革命实践教育青年，而且用自己高尚人格感召青年，是一代青年的思想领袖和导师。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率先在中国大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现在您看到的是李大钊在昌黎五峰山撰写文稿的一个复原场景。他在五峰山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著作。他一生钟爱五峰山的绝美风光，登临八次之多，也把昌黎誉为第二故乡。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撼了全世界。李大钊以极大的热情，敏锐的眼光，关注并研究俄国革命，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拯救中国的导星。

他还连续发表了数篇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向全人类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期的世界”。 表现出了李大钊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

李大钊经过艰难探索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念,并通过报刊、课堂、讲演等多种方式，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9月至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26000多字，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也是李大钊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1919年9月，李大钊负责编辑《新青年》，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号”。李大钊在《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加深入人心。在新思潮影响下，上海、广州等地也出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文章，图为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

为了更广泛、更大范围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公开授课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到上海、武汉等大学发表演说，这是他的讲义《平民主义》、《史学要论》、《唯物史观》；演讲稿《社会主义释疑》、《史学概论》。

为了更好更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积极发挥社团的作用。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集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一体的社团组织，是中国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存在一年以后转为向社会公开，在全国征集会员。

1920年秋天，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天津也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图为该研究会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刊物：《明日》杂志。

唐山也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联络站，（联络站地址：唐山市印度房头条胡同一号。）这是唐山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联络人邓培，邓培是唐山的工人领袖。

宣传马克思主义，必然提出在中国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1920年12月4日，在李大钊指导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这是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五一“劳动节举办演讲会的通告。

1921年—1923年，李大钊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等。先后以此为内容为工人群众演讲（足迹遍及北京、上海、厦门、武汉、郑州等地）。

李大钊是最早探索我国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他对中国未来社会主义进行了描绘，指出：

 “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

 “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各国所有的特色亦岂可忽略。”

 “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同志的远见卓识。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为党的建立在理论上思想上实践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两尊铜像展现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二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场景，当时在社会上流产着这样的一首诗：说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这是建党时期的李大钊。

1919年5月2日，晨报上披露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激怒了全中国人民，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开会，决定于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门集会游行示威

这是在1919年5月4日，爱国学生冲向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的场景，这是在五四运动中反动军警大肆逮捕示威游行的学生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投入到这场爱国主义运动当中，他们指导运动，起草并散发了北京市民宣言，在散发传单的过程中，陈独秀不幸被捕，李大钊积极营救，

在此期间，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山东问题”，“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新华门前的血泪”等一系列问题，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意义，五四运动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以五四运动为开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1919年9月17日， 陈独秀出狱，但是陈独秀仍须接受警察署的严密监视，李大钊考虑到陈独秀在北京已经不安全，便和陈独秀商量决定，由陈独秀化妆成账房先生，李大钊自己扮成车夫，乘骡车护送陈独秀到天津，然后乘轮船去上海，在这途中，二人就建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成为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开始。

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同时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有力支持和帮助，曾多次派代表来到中国，李大钊就先后接见过马林，尼克尔斯基等人。

1920年4月，维金斯基一行来到了北京会见李大钊，商谈有关中国建党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以后，李大钊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陈独秀就党的名称问题，曾经写信询问李大钊，李大钊根据马克思建党学说明确提出，就叫中国共产党，所以说党的名称最早是由李大钊确定下来的。

1920年8月，陈独秀发起组织了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上海共产主义支部，（地址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1920年10月，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京大学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这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秘密集会的地方——陶然亭慈悲庵。

同时，在李大钊的关心和支持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再中国北方广泛发展建立起党团组织，这些组织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最早组织。

经过充分酝酿准备和各地党组织的筹备工作，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由于会议期间有敌探闯入到会场，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召开，这就是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有出席会议，李大钊在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的索薪斗争中头部受了重伤，而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到广东主持教育活动，虽然他们都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所做出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中共一大的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成立了中央局，中共一大后，李大钊派出大批同志到各地建立党组织，这就是北方党组织发展示意图，他们作为强而有力的辐射源，影响遍及全国，使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成为了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李大钊还下大力气组建和发展农村党支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就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1923年10年，李大钊派弓仲韬建立了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1924年8月15日，建立了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中共安平县委，弓仲韬任书记，台城特别支部和中共安平县委的建立，开创了农村革命的先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开端

1924年冬，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建立了中共乐亭中学支部，隶属中共北京区委，是冀东农村最早的党支部，这就是乐亭中学的老校门

李大钊在党的创建时期做 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光耀史册的伟大功绩，1983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李大钊烈士碑文中明确指出：李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促成国共首次合作

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国共合作，是李大钊和孙中山二人共同促成的，历史上也称作是巨人的握手。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方针。

1922年8月后，李大钊多次受党组织委派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议国共合作的问题

李大钊以精辟见解和坦诚态度，赢得了孙中山的信赖，孙中山称李大钊是真正的革命同志。

为国共合作成功，李大钊三赴上海、两下广州，五跨长江，与孙中山进行多次会谈，对国共第一次合作，对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上海召开，李大钊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并且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议统一战线，共产党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到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国立高等学校礼堂召开。孙中山对李大钊极为看重，邀请李大钊出席国民党“一大”，请他担任预算委员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和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是当时出席大会的165名代表中担任职务最多的。

在国民党一大上，一些国民党党员不接受跨党的做法，为此，李大钊在会上发言，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并印发了《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阐明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立场，最终得到了大会的接受。

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接受了国共合作，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宣告成立，李大钊被当选为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北京执行部负责人。

李大钊有一对樟木书箱，是李大钊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时买的，也是他促成首次国共合作的见证。由于樟木可以防蛀虫，李大钊会后把书箱带回北京，把精心收集到的书籍放在里面，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在狱中自述中这样写道：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现在这对木箱还在，里面的书籍均已无存，李大钊牺牲后，他的夫人赵纫兰睹物思人，把这对樟木书箱带回故乡乐亭，以此警示人们，先进的文化是不可扼杀的。

国共合作成功后，李大钊肩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责任，在他的领导下国共两党日益壮大，为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领导北方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坚持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农民、城市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工运掀起一次又一次高潮。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人运动，李大钊注重思想工作，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期间，他发表了多篇具有指导性月的文章，1921年7月，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创办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工人周刊》，全面反映了中国工人的第一次罢工高潮和当时工人运动发展的状况，被工人群众誉为”劳动者的喉舌”

这是李大钊在第一次工运高潮期间发表的《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李大钊试图把人民民主理论同阶级专政理论结合起来，这是当时中国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做过的理论探讨。在《国际资本主义下的中国》一文中，李大钊系统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活动。这些文章，有力吹响了烦地反封建的战斗号角，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1922年10月，李大钊派何孟雄领导京绥铁路工人罢工，派邓培等组织领导了唐山开滦五矿反帝大罢工，派王尽美组织领导了山海关铁工厂罢工。

在李大钊的精心准备和积极领导下，北方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这就是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北方工人罢工示意图。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全线大罢工。在这次罢工中，吴佩孚撕下了保护劳工，劳工神圣的假面具，对罢工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这次罢工过后，工人中一时出现消极悲观情绪，罢工运动转入低潮。

李大钊适时发表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文章当中他指出：“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

1925年2月7日，“二七”周年祭日，李大钊又发表了《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指出大家要认清军阀的阶级本性，对革命斗争中的曲折和牺牲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1925年9月，李大钊派赵世炎组织领导了唐山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使工人运动再现高潮。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四大”召开，李大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是担任北方区委书记时的李大钊。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方党组织迅速发展，由1924年的600多名党员发展到1926年已有2069人，党组织得到了广泛而迅速的发展，有力地辐射、影响全国，李大钊是北方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

李大钊还重视为革命培育骨干力量，在他的倡议下，建立了北方区委党校，还亲自为党校讲课，这是区委党校少年班的成员李葆华、张锡媛。

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党组织，十分注重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北方区委派出大批同志深入农村开展工作，在各省成立农民协会。1926年4月18日，河南农民协会成立。

各地农民协会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抗捐抗税，反对土豪劣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给封建地主和军阀统治以沉重打击。

李大钊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鲁豫陕等省的红枪红》，《土地与农民》等一文，在《土地与农民》，阐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农民运动的重要作用，指出解决土地问题是农民革命的核心内容。在《土地与农民》中，李大钊指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那么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这就说明，李大钊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农民巨大的革命力量了，《土地与农民》被毛泽东列入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

1924年6月，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李大钊在莫斯科的化名李秦华，通过参观、学习、访问等各种机会为中国革命奔走呼号。

１９２４年９月２３日，李大钊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国际大会上发表演说。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李大钊结束在莫斯科的工作，月底回到了北京。

为了争取冯玉祥倾向革命，李大钊对形势发展进行了科学分析，联合冯玉祥一起促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促进全国统一大业

这是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的有关报道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接受了邀请决定北上，发表《北上宣言》。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带病进京，加委李大钊为政治委员会委员，为实现中国统一，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李大钊日夜操劳。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纷纷成立，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李大钊为孙中山守灵，臾棺，送葬，并撰写了长篇挽联，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在领导工农运动的同时，李大钊还重视领导反帝反封建的城市运动。他始终站在运动前列，在首都革命、争取关税自主、声援五卅等斗争中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

李大钊十分关注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精心为党培育军事人才；选派50多名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的，刘志丹、张宗逊、王一飞、李运昌等，都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

他撰写多篇军事和战争问题的文章：《战争与人口》、《中国的内战和工人阶级》、《中国内战和中国农民》、《新帝国主义战争的酝酿》等，阐明了中国革命所面对的是武装了的反革命。

邓小平同志就曾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当时，李大钊积极争取冯玉祥在国民军中办起了中山军事学校，邓小平同志就是受李大钊的要求从苏联回国，担任了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部主任。那时的邓小平才23岁。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党在国民军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对争取和壮大国民军成为一支国民革命的劲旅、策应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打败吴佩孚和张作霖等军阀势力，起了很大作用。

李大钊关于军事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成为我军建设史上的宝贵财富。

献身人民解放事业

国共合作成功之后，李大钊肩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责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了反动当局的仇视。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运动，鲁迅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然而就在次日，段祺瑞执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下达了对李大钊的通辑令，李大钊在大学中的行动也受到了严密地监视。从此，北方的政治形势日益恶化。许多同志纷纷劝说李大钊离开北京，可是李大钊考虑到在北京还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而国共两党北方负责同志已先后南下，需要有人主持北方工作，所以他婉言谢绝。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到东郊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原俄国兵营内，在白色恐怖中依然高擎着革命的火炬，继续坚持斗争。这是李大钊一家在俄国兵营的住室。

奉系军阀张作霖到达北京后，大肆逮捕杀害进步人士。但李大钊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北伐战争打响后，为了策应北伐，李大钊做了大量工作，他分析了军阀内部的情况，提出国民军应尽量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李大钊积极争取冯玉祥并为冯玉祥制定“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和“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策略。9月16日，冯玉祥部队到达五原，宣布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9月17日誓师授旗，史称“五原誓师”。左为“五原誓师”的成功，有力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进展。

1927年的4月6日，张作霖在得到了帝国主义的默许和支持后，悍然出动三百多名警察、特务，包围了李大钊所在的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八十余人，将他们关押在京师看守所的后院。

李大钊被捕之后，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苏联政府提出抗议，决定撤回驻京大使。莫斯科万人在中国使馆前抗议张作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李大钊被捕后，学生、群众、学者、名流乃至他的同乡都纷纷起来营救。京津“各报社评，都暗为守常呼吁”。北京九所国立大学的校长开会讨论营救办法。李大钊在狱中一共是二十二天，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秘密审讯，百般折磨。但李大钊始终“态度极其从容，毫不惊慌”对党的机密却只字未露。

 面对李大钊顽强不屈的精神，敌人无计可施了， 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张作霖对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立即处以绞刑。在刑场上，李大钊第一个从容地走上绞刑台，为了折磨李大钊，凶残卑鄙的敌人竟绞了他三次，历时28分钟，大钊同志献出了他还不足38岁的宝贵生命。

李大钊在狱中，利用敌人让他写供状的机会，写下了一篇2800多字的《狱中自述》，回顾了自己为革命奋斗的一生。他在自述中这样自豪的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李大钊精神永存

李大钊牺牲的噩耗传来，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悲痛欲绝。他们纷纷举行悼念活动和发表纪念性文章，其中在《向导》、《红灯》上发表的悼念文章中称：李大钊是“最勇敢的战士”。 1927年4月30日《晨报》中的一篇报道中，报道了李大钊牺牲后的家庭生活状况“身后萧条，两袖清风，李夫人回家，仅一元生活费，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李大钊同志一生助人为乐，为革命慷慨解囊，自奉甚俭，身后无分文积蓄，以致牺牲后，家境如此悲凉。如此为国忘家、为人忘己和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伟大人格魅力感动了当时千千万万的人。就连当时的反动报刊也不得不承认，李大钊胸怀无私，人格高尚。

李大钊牺牲后，由于反动派的干涉，灵柩一直停放在北京宣武门外的妙光阁祠没有下葬，长达6年之久。

1933年，为李大钊同志公葬，北大校长蒋梦麟等13人发起为之捐款举行公葬。

1933年4月23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京广大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李大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公葬活动，将他的灵柩安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送殡队伍浩浩荡荡，市内各界自发参祭者越聚越多，所举花圈挽联在西长安街连绵达一公里。

公葬后的35天，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含恨去世，终年49岁，中共河北省委追认为赵纫兰同志为中共党员，将她和李大钊一起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安葬。

李乐光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保存李大钊的著作文稿及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为后来编辑出版李大钊著作奠定了基础。

李大钊同志伟大的历史功绩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永垂青史，万古流芳。

李大钊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