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比阿玛尼更奢侈

　　忙，是对吴先斌目前生活状态的最佳描述。采访近两个小时，先后被打断了5次，当中有人登门要酒，有人电话咨询考试分数线，他都一一应付，耐心非常。

　　以他的办事节奏，恨不得把一天掰成25个小时来用。每天晚睡早起，一年几乎不休假，微信每天都会更新好几次新鲜事，大多跟抗战历史或博物馆有关，即便偶尔有机会出去吃吃喝喝，他也感觉“身在曹营心在汉”，无法真正放松。

　　吴先斌坦言，自己有时也感觉很累：“刚开始博物馆没什么影响力，一天也来不了几个人。现在博物馆慢慢步入正轨，参观者越来越多，很多人都需要我接待，确实有时也分身乏术。”但他随即话锋一转，“我也乐意接待每一个人，因为博物馆本来就是社会交流互动的平台，如果不这样，就成了陈列室。”

　　吴先斌的司机小赵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告诉记者，跟博物馆打上交道后，吴先斌三天两头就要出差，经常上车就睡着。“他这个人性格直爽，哪个圈子都有朋友，外地人来南京的，不等人家联系他，他就会主动当起东道主，他没事还练书法，明年还准备写一本关于抗战的书。”小赵跟着吴先斌去过不少地方，在他印象中，吴先斌每到一地很少游玩，通常雷厉风行地办事，然后就匆匆离开。

　　因为博物馆，吴先斌能接触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路人马，上至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下至黎民百姓、普通劳动者，但不论是什么场合，他永远以一身简洁的鸭舌帽、体恤衫、牛仔裤示人，记者近距离和他接触时，发现他的衣领衣袖处已磨出不少小窟窿。对此，他表示自己没有时间过分注重打扮：“我不追求奢侈品牌，干干净净就行了，博物馆已经是最大的奢侈品了，世界上穿阿玛尼的人多了去了，开博物馆的能有几个？”

　　跟崔健戴同款帽子

　　吴先斌个性鲜明、直来直往，说到激动处会用打火机敲打桌面，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但据他所言，自己如今的性情已收敛不少，这一点博物馆功不可没。“其实我过去像小混子一样，现在算是半个文化人，就是博物馆把我教育好的。”

　　所谓教育，他指的是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抗战博物馆难免会涉及到中日关系问题，这一领域好似绵绵野草，一点就着，吴先斌说，曾经的自己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很偏激，“要是你2006年的时候来采访我，你就会采访到一个愤青。”

　　当上馆长后，吴先斌接触到许多日本人，也经常走访日本，逐渐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缺少沟通。“我见过很多日本人说中国不好，但来了中国后他不这么觉得了；也见过很多中国人特别反感日本，但去过日本后也改观了。我认为中日两国人民不应该通过第三方渠道来相互了解，而应该面对面地直接交流，这样才能感同身受。”

　　博物馆虽然让吴先斌在大事上树起原则，但在处理小事上，他的风格别具一格。

　　比如，今年洋河酒厂捐赠他20万元用于博物馆的运作，他转身就将钱赠给南京的抗战老兵，还认为自己没帮上多大的忙：“20万，是27个老兵一年的生活费，你算算，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老兵需要钱啊。”

　　再如，采访中途有位先生来访，吴先斌亲自帮他办事。事后他告诉记者，这位先生是关爱老兵组织的志愿者，想搞个老兵聚餐，但经费不够，专门前来向吴先斌要几瓶酒。“也不贵，十几瓶酒就千把块钱，我很愿意给他们。”

　　性情有烈性，眼光亦如此。

　　在吴先斌的绝大多数照片中，他都戴一顶绣有五角红星的鸭舌帽，采访当天也不例外。当记者提及此，吴先斌有些得意地笑了，然后他颇神秘地用手半掩住嘴悄声说，这帽子来自北京的一家小店，全中国只有两个人买过——

　　“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