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赫芬顿邮报》刊发题为《中国成功的五个原因》一文称，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政治制度是个关键原因。

　　第一，一党执政。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实行的大都是某种形式的“一党执政”，或者更加确切地说，一个统一的、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儒家精英集团在执政。这个集团宣称(或确实)代表了天下大多数百姓的利益。相比同时期的欧洲，“一党执政”下古代中国在大多数时期都比同时期的欧洲治理得更好，经济也更加繁荣。如今，中国又在“一党执政”下迅速地赶超西方。

　　坦率地说，西方的政党公开代表社会中部分群体的利益，为了当权，政党之间互相竞争。中国共产党遵循着中国自己的政治传统，力求代表整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国家型政党”，也就是代表一个国家整体利益的政党。

　　第二，新型民主集中制。中国的成功离不开国家决策过程大幅改进的“新型民主集中制”。中国实行的已经是一种全面改良过的民主集中制。这个过程已经将决策的程序和责任制度化了。中国的五年计划等重大决策，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磋商和咨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几上几下，最后才形成共识，做出决定。

　　在中央政府做出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往往会向数以千计的智库、政府机构、高校、学者、专业人员征询意见，甚至会从微博等社交媒体的激烈讨论中吸取有用的建议。最近通过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决定往往能够反映中国社会业已存在的广泛共识，而且许多政策已经在小范围内进行过试点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预期创造和需求创造。从广泛的咨询和磋商，到媒体和网络上对许多公众关注议题的讨论，到重大决策的制定和最后公布，这个过程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定期化和制度化了。这个定期化和制度化的决策过程往往能使公众产生对于发展的新预期，新预期又创造新的需求，而且往往是中长期的需求。从普通股民到民营公司到国有企业，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对五年计划等决策都高度关注。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能维持高速增长，离不开这种经常性的预期创造和需求创造。

　　第四，发展管理。中国确实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其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发展管理”。中国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乃至地方政府出台的许多发展规划，都是中国“发展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的情况有其特殊性：中国如今的宏观调控早已超出了凯恩斯经济学的范畴，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中国政府可以采用的手段远远超出了凯恩斯所讲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国还拥有其他许多国家不具备的一些“工具”，如国家掌握的土地资源和战略资源、一大批表现不俗的大型国企等。它们给中国政府更大的宏观调控能力。

　　第五，“民意”和“民心”。“民意”一般指舆论，“民心”则是指宏观意义上的“人心向背”。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民心大如天”，也就是说“民意”很重要，但“民心”更重要。“民意”有时候可以反映“民心”，有时候不能反映“民心”。“民心”一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东西，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民心”反映的应该是一个民族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所以一流的治国应该是“民心治国”，而非简单的“民意治国”。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执政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实行“民心治国”的。这使中国得以进行中长期的规划，甚至为下一代的发展进行规划。

　　(《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