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市“限购”，不独为当下热词，其实自古就有。但古代的“限购”政策和当下的“限购”相比，其出发点和目的，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西汉建国后不久，吕后当政时，朝廷颁布了一项规定：“欲益买宅，不比其宅，勿许。”(《二年律令•户律》)这条规定的意思是说，你想买房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你要买的房子必须紧挨着你现有的房子。

　　如此“限购”，其原因根本不是因为当时的房价高，而是方便皇帝加强对百姓的管理，为什么这样说？

　　一是朝廷不希望土地兼并，因为兼并会带来社会不稳，事实上，一人想买房而刚好其邻居又想卖房的概率肯定很低，也正因为如此，西汉初年的住房交易也非常少见。

　　二是有利于管理和收税。西汉登记人口和房产，用的是很原始的“手实”加“举发”手段。家里有多少人，住多大面积的房子，你自己报，这叫“手实”。万一你为了少交人头税和财产税，少报人口和房子怎么办？不怕，朝廷鼓励邻居检举揭发，揭发属实，抓你坐牢，没收你的家产，一半家产充公，一半家产用来赏给检举揭发你的邻居，以资奖励，这叫“举发”。邻居们想举发，必须知道你家的底细，于是限制你只能购买邻居的房子，这样一来，也便于邻居检举，更有利于朝廷加强管理。

　　到了唐朝，唐律规定：“天下诸郡，应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唐会要》卷85)唐朝的购房政策和汉朝相比，就是买房不一定非要买邻居的房子，但是你买房子不仅业主愿意卖给你，而且还要征得业主的邻居同意。否则，不管你付给原业主多少钱，签订的合同多么完美，在法律上都是不被承认的。这个政策用八个字来总结，叫做“求田问舍，先问亲邻”。

　　宋朝规定：“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房亲着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宋刑统》卷13)由此观察，宋朝的限购政策比唐代还要严格，购房人买业主的房子，必须先征求亲戚和四邻的意见，他们都不买，你才有资格购买。

　　元朝和宋朝比较，政策差不多，但更加规范一些，元律规定：“前去立账，遍问亲邻，愿与不愿执买，得便与人成交。”也就是说，买卖房子的人仅仅口头上征求亲戚和邻居同意无效，还得“立账”，即立一个凭据，让族人和邻居在上面挨个签字，大伙都不买并且同意你买时，你才能买。

　　从唐宋元限购政策的发展看，这些朝代对房产的“限购政策”，呈现出越来越严格、程序条件越来越繁琐的态势，这些政策，尽管限制了人口流动，阻碍了经济发展，但却符合统治者巩固自身政权的需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元朝开始，出现了一种针对特定官员的限购政策，禁止“蒙古官员”在原南宋统治区域如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买房。元朝何以作出如此规定呢？

　　一是蒙古人都有住房。元灭了金国、西夏、大理和南宋，从前朝那里继承了许多国有房产。在灭国的过程中，死在他们铁蹄下的平民也不少，那些平民的房子也因为无人看管而收归国有。这样，在元朝初年，政府手里就握有大量公房，可以随心所欲地分给各级官员，作为他们的办公处所或者家属院。换句话说，大多数蒙古官员都能分到房子，没必要再去购买。

　　二是南宋刚刚灭亡那会儿，一批蒙古人跑到江南做了官员，这些人素质极低，嫌分到的房太小，出去借住或购买民房。借住民房的不仅强拿强要，而且强奸杀人；购买民房的也很蛮横，譬如一套房市价十万，他们只给五千，甚至一分钱不给，弄一张假合同，逼着原业主签字画押，那房子就成他的了。他们这样做，终于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各地义军纷纷起兵抗元。为了抚慰江南、化解民怨，元世祖忽必烈于是颁布了禁止蒙古官员在江南购置产业的严令。

　　和元朝“不许蒙古族官吏买房”相比，明清两代，限制官员买房的政策呈扩大化趋势，即朝廷禁止所有的官员在工作所在地买房。原因其实很简单：官员受贿的形式多种多样，唯独无偿或者低价受赠不动产难以查清，既然难查清，干脆就不让他们在工作所在地拥有房产。不管是谁，只要在任职地买了房，就默认他是贪污，就摘他的乌纱帽，打他的屁股，没收他的房子。

　　(《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