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官场，“精神贿赂”就像一剂政治腐蚀剂，它的精确表现形式虽然还难以言表，但它作为一种官场文化的基因已经深深植入了中国旧时官场的每一根神经末梢，它所产生的腐蚀作用又深深刻入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肌体中，是古代中国官场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古代官场上腐败的发酵剂、润滑剂和黏合剂，并在不同的场合产生多元的神奇效用。

　　借助史书，透过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精神贿赂”的始作俑者是谀臣。谄谀之臣无非就是溜须拍马者也。“溜须”典故出自于宋真宗时参政知事(即副宰相)丁谓逢迎当时宰相寇准之事。寇准为宰相时，丁谓对其毕恭毕敬，唯寇准马首是瞻，唯寇准之言是听。某日，宰相、副宰相等在一起议事后用餐，一不小心菜汤弄脏了寇准的长须，丁谓不顾颜面，即起而为之揩拂，即溜其须。为此，寇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说得丁谓既羞又恼，从此对寇准怀恨在心，视为仇人，一心伺机报复，以洗耻辱。后丁谓果然串通内侍诬告寇准阴谋拥立太子，把寇准贬出京城，出知相州，后再贬其为雷州司户参军。

　　“拍马屁”一说源自于元代蒙人习惯，两人牵马相遇，要在对方马屁股上拍一下，表示尊敬。然而，趋炎附势者看到权贵策马而来，不管其马优劣如何，便争抢拍马屁股恭维一番：“大人的好马，大人的马是好马！”于是，“拍马屁”成了巴结讨好、阿谀奉承的同义词。“拍马”与“溜须”有异曲同工之妙，后人合为“溜须拍马”一词广为流传。

　　溜须拍马，虽然自宋元之后正式成为典故成语，但阿谀之臣，却是古来有之。要说从何时而起，是谁人为始，已无法考证，也无需考证。只是司马迁的《史记•龟策列传》中就有记载道：“桀有谀臣，名曰赵梁。”《管子•八观》中也提到：“谏臣死而谀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毁。”宋苏轼《明君可与为忠言赋》中指出：“目有眯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遂使谀臣乘隙以汇进，智士知微而出走。”由此看来，阿谀谄媚之臣，源远流长，此话不虚。说到阿谀之臣的处世态度，就是圆滑；说到其手中常用之器具，就是行贿，行的是“精神贿赂”。

　　在中国古代的官场政治中，“精神贿赂”远比物质贿赂表现得更为突出。物质贿赂者，还得行走于政治边缘，玩弄于黑暗之中，还得“悄悄地干活”。然而，“精神贿赂”却一反贿赂之常态，竟敢出手于庙堂行殿之上，玩弄于光天化日之下。相较于物质贿赂赤裸裸的物质相送、利益相诱而言，“精神贿赂”更具行动上的灵活性、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形式上的隐蔽性。它只需一副歪样心眼、一张嬉皮笑脸、两片巧嘴唇皮就行。皇帝老儿，整个儿天下都是他的，当然还要什么物质贿赂呢？只有由他来进行行赏呢！当官的，为官一任，权倾一方，自然他们变着法儿可以搞钱发财，但他们却都同样喜欢精神享受，更喜欢“精神贿赂”。虽然“精神贿赂”不见半分形，但如一阵香风容易吹开官人心扉，使人在精神和思想上放松戒备和警惕，变得昏昏然、飘飘然，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掉入“温柔的陷阱”，最终被行贿者牵着鼻子走，任其利用和驱使。

　　史书如山，随手拈来。

　　《宋史•宗室传四》有这样一则趣闻记载：南宋庆元年间韩侂胄专权，工部侍郎赵师择对之百般巴结。一次韩侂胄赴宴，经过一处山庄，看到人工竹篱茅舍，对赵师择说：“这里真是一派田园景象，就是缺点儿鸡鸣狗吠之声罢了。”过了一会儿，韩侂胄忽听草木丛中传来“汪汪”狗吠声，仔细一看，原来是赵师择蹲在那里学狗叫呢！逗得韩侂胄开怀大笑，十分开心。不久，赵师择便被提拔为工部尚书。

　　清朝乾隆皇帝宠爱和珅，原因是多方面的，据说和珅身材颀长，眉清目秀，不仅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而且还是一个聪明绝顶、出口成章、处事机敏的干练之材，又会理财、专长敛财。然而真正的秘诀更在于他对乾隆的耿耿忠心和善于揣摩乾隆的思想意图，他“以帝心为心”，处处变着法儿哄乾隆高兴。和珅费尽心思，博取了乾隆的信任，也换来了仕途的光辉前程，当然也造就了一个权倾朝野、“携天子以令诸侯”的“窃国大盗”。

　　也许，从法律层面看，“精神贿赂”还谈不上什么犯罪。贿赂两字自古以来，字从贝，意为财。贿赂者，彼此以计赃论罪。但是人们千万不要小视“精神贿赂”的作用。正是“精神贿赂”，让人陷入“拍马屁”“戴高帽”的“温柔陷阱”中，一步步走向衰败或者堕落，而“精神贿赂”者往往从中中饱私囊。

　　虽然史书如山教训似海，但人性总有弱点，如何防范，须三思……

　　(《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