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严峻、多变的外部经济形势，给企业生存发展造成压力。新形势下，浙江企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应对，需要什么样的帮扶？新年伊始，记者奔赴杭州、绍兴、台州、金华等地，深入8个县市的30家民企开展调查，结果发现，成本高企、市场变幻莫测最让企业发愁，而曾支撑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块状产业链优势正面临新的挑战……来看民企新年调查录。

　　和很多企业家同行一样，浙江佳力风能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汉生不愿看到眼前这两条曲线：一条是逐年上扬的销售额，一条是缓慢下降的利润。两者越拉越大的距离，就是逐年增长的成本。

　　刚过去的一年，对制造业企业而言，多了几分动荡、几分焦虑。成本高企，犹如横亘在企业发展面前的一座高山。来自浙江统计信息网的数据显示，2018年1月至10月，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55720.1亿元，同比增长12.1%；主营业务成本46628.3亿元，同比增长12.6%。从2017年3月起，除2018年2月，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增速19个月高于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面前的这座成本高山到底有多高？中小企业能否翻越？怎样翻越？

　　无法绕开的高频词

　　一路访一路听，“成本”是没法绕开的高频词。

　　原材料、辅料、人工、物流等，是常见的产品成本。去年以来，发轫于上游钢铁、造纸等行业的涨价潮来势汹涌，对多个下游行业制造环节形成较大冲击。

　　泵的生产成本中，30%至40%是铁和铜。多年前的一波铜价剧涨，让台州沿海泵业企业至今仍心有余悸。

　　钢价大起大落，更让企业心惊胆战。绍兴驰达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少波说，去年钢价一天一个价，下游企业出现抵车抵房还贷的情况。

　　包装纸箱价格上涨40%至50%！有企业分析，或许环保整治使纸箱产能受限，发货周期拉长。

　　“工人工资每年以10%增长，但企业营收已跟不上这个节奏，怎么办？”温岭、玉环、永康等地多位企业家问起同一个问题。

　　在记者走访的企业看来，人力成本上涨不仅在薪水。

　　“我们当地企业的员工，以前多是租赁农民房居住，安全隐患大。县里要求，用地规模在10亩以上的企业必须自盖员工宿舍。这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有台州企业家反映，用地本来就紧张，如果用来建宿舍，生产车间怎么办？有些企业来不及盖，想把部分厂房、仓库腾出来做宿舍，却发现不符合消防规定。有企业界人士称此为“安全成本”。

　　此外，上下班交通是否便利，住地是否有娱乐服务，子女教育是否有保障……这些看不见又无法轻视的成本也在左右人才。沿海某县一位企业家一见记者便叹苦经：“我们引进的一位博士，得知子女要上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马上走人。”

　　招不到人成了浙江企业的普遍烦恼。绍兴、金华、台州等多家企业反映，普工、技工、研发人才、管理人才，都不同程度存在招人难。

　　相形之下，一些地方工业用地的价格，更让不少中小企业望而却步。

　　经132轮次竞价，以33100万元成交，合每亩497万元，溢价率372.9%——2018年8月，温岭市泽国镇拍出两块工业用地。这样的价格让来温岭考察的深圳企业家都惊讶：“什么样的产业，能接受这么高的地价？”

　　融资难、融资贵，也以多种面貌出现。浙江迅实科技有限公司主营3D打印，其CEO在办公室放了一个行李箱，随时准备出门“找钱”。他坦言，2018年自己一半时间花在融资上。有些地区银行放贷政策限制颇多，管理行与经营行之间存在分歧，有的经营行看好地方企业却无法放贷。

　　记者调查发现，为避免风险，不少企业在结算原材料、中间产品时选择现金交易。台州一家焊接设备制造企业想采购一批印制电路板，现金不够咋办？分批买。而与此同时，货款到账期较以往更长。有些企业家透露，以往信用较好的国外客户，付款期也开始延长至6个月，资金成本压力更大。

　　有企业家忧虑地表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还有一些隐性成本会逐步显现。适应高成本时代的生存法则，仍是制造业企业的新年第一课。

　　重压之下的突围

　　市场竞争中，企业的高成本通常会传导给下游买家。但去年以来，外部市场低迷，未能实现水涨船高，成本压力便积压在中小企业身上。

　　一位有20年创业经历的水暖阀门企业家感叹，和10年前金融危机时相比，2018年以来日子“更难过”。10年前不乱炒别的生意，日子便能维持；现在，一边是市场低迷购买力疲软，一边是产能扩张行业竞争加剧，给外商做代工比拼质优价廉，“成本这么高，怎么拼？”

　　机械制造行业的多位中小企业主向记者诉苦时，顺带提到他们眼下的订单特色——小批量、多品种。

　　有企业主告诉记者，过去看不上“小批量、多品种”的单子，现在抢着拿客户需要的各种单子。“小批量、多品种”订单生产成本比规模化大单高：且不说生产线改造费用不小，销售、存储、物流等环节时间人力成本也不低。好在这些订单的利润较高，在一定程度上能消化成本，只要成本上拼过竞争对手，就算杀出重围。

　　在玉环市清港镇工业产业集聚区，浙江鑫帆暖通智控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外，货车频繁进出，车间内数控车床正开足马力赶工。董事长蒋灵会表示，眼下不急于跑量，而要认真对待每个订单，不论它是100件或10件产品。“做大产值不难，重点要在利润上下功夫。”

　　上月召开的中国供暖大会上，“鑫帆”拿下年度突出贡献奖，不久前还入选省级“创新示范性中小企业”。除了拼价格、拼质量，蒋灵会更看重行业内的市场话语权。品牌与创新，是他眼下的着力点。

　　除了“少吃多餐”，以技术改造降成本，则是另一种突围。

　　“机械手好用，搬运部件稳当，还可24小时运转。”在温岭大溪镇采访时，镇上3家企业负责人讨论起六轴机械手臂时神采飞扬。浙江和超电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仁达算了一笔账：2018年他花10多万元订了一个国产六轴机械手，一年可收回成本；全部推广后，可减少精加工环节3/4的人工。

　　“政府补贴帮衬了我们。”孙仁达庆幸，两年前，企业建院士工作站、上自动化设备，投入不少，镇里十分关心，对符合政策的投入给予一定补贴。

　　有些企业则跟工艺流程“死磕”。温岭市鑫都机械有限公司优化了磨床加工工艺流程，把该环节成本削减了四成。总经理钟海志感叹：“有些成本上涨是挡不住的，但内部优化省出来的工钱，有时超过接大订单的利润。”

　　对于制造业企业家，要翻越成本的高山，有无自主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是登上险峰，还是跌落深渊。温岭的泵与电机，玉环的汽摩配，柯桥的纺织，永康的阀门……这些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的产业，有自主创新能力、盈利能力强的，其成本耐受力较高。

　　“传统企业自我介绍时，喜欢说厂房有多大、产品有多少种。高科技企业不该这样。”走在显旧的厂区，台州金泰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祖勇告诉记者，他新近引入的可视化仿真技术，正给这个家族企业带来变革。

　　作为一家汽配生产商，陈祖勇不希望只跟着主机厂的步子走，他想引领行业。谈起在剑桥大学参加有行业国际奥运会之称的国际塑性成形技术会议，他至今颇为兴奋：国内参会人士多来自高校研究机构，他是企业界的唯一代表。

　　“做制造，要做全球最好的，而不是最大的。”这位颇有艺术家气质的创二代说，他并不自满于工厂每天40万件汽配锻件出货，而更着迷于从经验制造如何走向科学制造。据了解，多位国内专家已加盟金泰项目团队，来自上海的研发团队正致力于为行业提供精密成形技术解决方案。

　　减法之中的加法

　　然而，翻越成本高山，光做减法是不行的，有些还得做加法。

　　走进新昌澄潭工业区的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迎面便是一排十数部高级轿车，清一色的当地牌照。其负责人说，这些是为引入高端人才而添的，每年仅车辆折旧就添了近300万元。

　　有企业家直言，去年以来各大城市上演抢才大战，其实企业之间抢夺战更激烈，县市一级的企业要抢得下、留得住，代价更大。

　　于是，到人才优势地区设立研发机构成为一种趋势。浙江迅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金良因在本地招不到所需的管理、特定技术人才，正准备到珠三角地区设分公司。

　　外引人才，内求精细化管理，这是不少中小企业正在进行的提升竞争力实践。

　　在温岭泽国镇，年轻的创二代曹鹏最有兴趣谈的就是精细化管理。2018年他对公司“开了一刀”：专门请来台湾咨询团队，做精细化管理改造，先后对管理层、员工开展了六七次培训。工商管理专业出身的曹鹏算了算，此项投入达三四百万元。

　　“但值。”曹鹏告诉记者，样板车间流程改造经历了多次修改、调整，改造效益目前已开始显现；精细化管理改造完成后，样板车间产量可提升20%，人工成本节省10%~20%。接下来，他要研究各个车间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如何推进。

　　类似的故事，调查走访中，记者不只一次听到。

　　在台州，一家知名的日本精细化管理咨询公司被请到县（市、区）的工厂里。咨询公司负责人原本并不愿接小微企业的单子，但最后被这些企业负责人的诚意打动。

　　在永康，灵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把请咨询公司上门服务的频率，从每年不定期提升到每月1次。采访那天记者看到，总经理陈新俊在车间里追着咨询师问“管理还有哪些地方要改进”。

　　曾经在高端写字楼、现代化大工厂才出现的管理咨询师，如今频繁出现在浙江的乡镇工业园区。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很多“赤脚上岸”的管理者不时蹦出ERP（企业资源计划）、MES系统（制造企业生产过程执行系统）等词汇。

　　多地经信部门、乡镇工办等负责人，也为此新增“烦恼”：以前催企业负责人参加各类培训，现在不但不用催，企业主们还对上课老师提出各种要求。温岭泽国镇一位乡镇工办负责人说，自己当下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到处听课找老师，请他们到镇上给企业家上课。坐得满满的教室，是对他最大的奖赏。

　　手记

　　翻山之路不孤独

　　翻越成本这座高山，浙江制造业企业一路并不孤独。

　　温岭一位企业家兴奋地说，记者进门前后，当地一家银行市、县、镇三级机构负责人齐齐上门造访，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竞拍者多，一定会推高工业用地价格，于是温岭市专门成立企业库，优先保障优质工业企业用地。

　　2018年初，温岭市妮珂芙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江晓荣以780万元的总价拍得一园区9亩工业用地。为筹集购地款，他东借西凑，差点想压缩设备采购资金。当地尝试“先租后让”后，他不必一次性支付780万元。前6年，每年支付租金十几万，资金压力一下子轻了许多。最近他又投入200多万元，添置了一批自动化设备。

　　而刚刚迈入规上门槛的孙仁达，享受到了另一个红利：以1400多万元总价拍下大溪镇园区一块地，按揭支付，首付30%。

　　“2019年是我们的观察期，做好一些基础工作的同时，准备新盖一个占地46亩的厂房。”陈祖勇办公室一整面墙的英文标志中，大红色的“HOPE”（希望）尤其抢眼。

　　面对成本这座高山，浙江制造业企业也从不胆怯。

　　采访的30家民企，尽管都遭遇了成本高企的难题，但谁都没有放之任之，而是始终乐观坚强地应对着，一如改革开放40年来，他们迎难而上、不断攀登的姿态。

　　变局之中，挑战最大，机遇也最大。

　　浙江的发展从来就是倒逼出来的。曾经，受资源要素短缺的倒逼，浙江人跳出局限、无中生有，造就了引领风骚的民营经济；而今，面对成本高企、市场挑战、技术升级的倒逼，我们也一定会化挑战为机遇，在新一轮大浪淘沙中，始终挺立在潮头。

　　几天前去长春参加行业峰会的蒋灵会，在朋友圈写下感悟：“专注做点东西，其他的就留给时间去说吧。”

　　立春已近，在浙江，一大批中小制造企业身披铠甲携带兵马，迎接高质量生存的春天。是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浙江人必须去走，也一定能够走出来。